不同类型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建君(1979- ),男,山西太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心理与行为研究北京 100732;赵东东(1993- ),女,河北南宫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心理与行为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民主观念的差异性与现实政治体制的复杂性,造成了民主观念与政治合法性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基于人与情境交互作用理论,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影响可能因世界各国差异化的发展形态和进程而不同。使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对2010-201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第六波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机构信任不仅受到个体民主观念的影响,还与国家(地区)发展状况等宏观因素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个体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受到国家(地区)发展状况的调节。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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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21)06-0047-09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21.06.007

       作为理解现代社会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核心概念,政治信任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如今已经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政治信任是衡量公民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指标,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对维护政权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2]。它被认为是公众对于政治权威当局即政治机构是否依据民众的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3]。就其结构而言,政治信任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政府人员的信任[4]。鉴于现代国家主要政治机构及其功能的相似性,使用机构信任量表对政治信任进行测量,具有较好的跨国比较性。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东亚民主动态调查等均使用机构信任量表进行政治信任的跨国比较研究[5]。因此,本文讨论的信任是机构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即公民对政府和政治机构的信任。

       已有研究发现,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文化因素,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6-9],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价值观趋于弱化[10],其对政治机构信任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削弱[11]。与之对应的是,在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充分接受现代信息等因素促进了民主价值观的兴起[12]。然而,世界民主化程度的提升、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却伴随着政治机构信任的下降。作为政治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变量,民主观念对民主政治发展和改革的方向至关重要,特别是由于民主观念对于公民个体的政治心理与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效应。最新研究显示,个体的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显著影响[13]。然而,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形态,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在于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条件变量。

       一种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发挥正向作用,需要政治制度及政治机构以相应的原则进行设置和运行,当这种观念和制度运行的原则不匹配时,它与政治机构信任间的关系则会变得复杂。国家(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是影响民主观念发展和政治制度、政治机构运行的共同变量;根据人与情境交互作用理论(person-context interaction theories)的观点可知,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可能因世界各国差异化的发展形态和进程而不同。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在信任关系中,公民个体作为主体,政治机构作为被评估的客体,两者的特征势必会影响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同时根据人与情境交互作用理论,个体心理受到自身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影响,政治机构信任会受到个体特征和政治系统特征交互作用的制约。

       首先,现实世界的政治体制无法达到真正理想的民主标准。一些学者的研究(例如诺里斯的《批判性公民:民主治理的全球支撑》和英格尔哈特的《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等)认为,极具批判精神、民主价值观念较强的个体会因其对政治体系和政府的期待落空而降低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50多个国家(地区)在内的跨层次数据表明,批判公民对腐败感知更加敏感[14],而腐败感知对政治机构信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15-16]。两者之间直接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强大的民主理想与欧洲国家较低的政治机构信任有关[17]。中国香港数据也表明,对民主概念的西式理解造成了香港居民对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18]。然而,有研究发现,政治机构信任得益于对民主观念的认同程度,这在中国上海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中得到了证实[19-20]。

       其次,社会发展阶段或者国家(地区)发展状况造成了信任水平的差异。以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及由此形成的“批判公民”理论最为典型。第一,民主化水平影响公众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跨国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实际民主水平越高,其公民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越低[21-22]。对东亚西式自由民主、西式选举民主和非西式民主三类政体国家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分析表明,非西式民主国家中的政治机构享有较高的信任度,而西式自由民主国家(地区)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最低[23]。第二,政治机构信任因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24]。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弱、信息越发达,当地的个体越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25]。基于县级单位的调查分析也发现,人均GDP与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存在负相关[26]。第三,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催生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侵蚀作用[19,27-28]。

       最后,国家(地区)发展状况是影响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关系的条件变量。一方面,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在不同政体背景下存在差异。鉴于政治信任是公众对于政治机构是否依据民众的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如果满足这个期待,人们对政治机构会更加信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主观念应该会促进民主国家的政治机构信任,而对威权政体国家具有不利影响[19,29]。在对政治系统和政府人员的信任研究中,同样发现了民主观念的政体差异,东亚社会中,民主价值观对威权政体(民主程度较低)支持度的负向影响强于民主政体(民主程度较高)[30]。基于更大范围的研究显示,相较于实际民主水平,个体对其国家民主质量的主观评价更能够显著影响民主价值观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当认为自己国家的民主质量较低时,民主价值观会降低政治机构信任,反之,则有提升作用[31]。另一方面,治理质量制约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欧洲数据显示,民主理想对政治机构信任的负向影响在治理质量较差的国家更为明显[17]。同时,国内研究者也发现,民主观念越强的中国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但是民主观念对县级和乡镇政府的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基层政府落实上级政策不到位、与基层民众的互动较差有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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