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政治参与理论的历史脉络 (一)希腊古典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 在古希腊，人们对政治的参与既形成了制度化的途径，又形成了可贵的参与传统。雅典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贯彻了主权在民的思想，相应的是，形成了具有广泛性、直接性、制度化和程序化特点的政治参与制度。然而，希腊古典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一方面，在雅典取得公民身份的人只是少数，参与率较低；另一方面，雅典的民主制局限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是在希腊与周边邦国的力量平衡没有被打破的相对平静情况下的一种公民直接行使政治参与权的形式。 (二)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 1.自由主义民主观下的政治参与。自由主义强调在自由竞争的体系中，保护每个人遵循他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或好的行为，同时尊重其他人同样遵循的价值观和行为，以此来包容社会的多元分歧。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在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当中，政治参与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的经济平等、政治稳定的函数。同时，政治参与为政治的稳定发挥重要的作用。”[1] 2.古典民主主义视野中的政治参与。以卢梭为代表的古典民主主义强调普遍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卢梭认为“由公意构成的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只有共同体的公共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英国式的代议制并不是自由的制度。”[2]“一个民族举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就不再自由了。”[3] 卢梭式的古典民主主义，强调公民普遍、直接、积极的政治参与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 3.精英民主主义视野中的政治参与。精英主义民主观的代表人物有韦伯、熊彼特、布坎南、亨廷顿等。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决定了“科层制度”的统治地位，职业官僚和政治家主导了政治机器。熊彼特认为世界上的人群从来就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因而民主的价值是虚幻的。布坎南主张依靠政府权威和国民要求的均衡一致，才能实现民主主义的有效运转，群众大量政治参与会妨碍政府的统治力，过剩的参与往往造成决策困难。亨廷顿认为发展同政治参与的程度相适应的制度先进的稳定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制度的需要。总体而言，精英主义主张限制公民政治参与。 4.参与型民主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政治参与。参与型民主主义理论对精英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立足于现实生活去阐释民主。主张“对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只能在参与性社会中才能实现，这个社会培植政治效率感，增加对集体问题的关心，有助于形成一种有足够知识能力的公民，他们能对统治过程保持持久的兴趣”。[4] 沃克认为，精英民主主义理论将公民不参与政治的原因归结为公民的被动、对私生活的沉湎是不正确的，公民的消极政治参与是由个人和政治体制双重原因导致。为了改善政治参与的状况，应当注重政治参与的教育作用，重视下层集团，为公民政治参与创造更好的条件。 5.多元民主论视野中的政治参与。多元民主论的核心观点是各种社会组织分享政治权力，国家不再是惟一的权力中心，民主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不是宪法或程序上的分权制衡，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多元制衡决定了民主的水平。达尔主张发展高度竞争的政治体制同总括政治参与相互独立的体制，即所谓的多头政治。达尔认为人民在政治过程中不可能直接参与政治，只能通过成为集团的一员来参政。也就是集团的领导人，即精英代替成员来进行政治交易，多元民主实质上是由少数集团精英控制的民主。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5] 6.社会民主主义视野中的政治参与。社会民主主义是从19世纪末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发展演变而来的，是西方社会中一部分人试图结合民主和社会主义来实现人类政治理想的政治主张，强调公民平等、充分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社会民主主义的宗旨和目的，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有着明确的表达，“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以民主的思想影响这个社会和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进而使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社会民主党把民主当作它的信念的基础。社会民主党决心捍卫民主，反对滥用权力和独裁欲望；在经济领域内扩大民主并使民主的思想遍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民主党为了赋予民主以真正的内容，争取使人们普遍地参加社会变革，使更多的人参加决策并负起责任。社会民主党把人民运动看作是人民联合行动的意愿，看作是民主能够在共同事业中团结群众的标志。”[6] 二、关于政治参与作用的研究 (一)积极的看法。对政治参与持积极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蒲岛郁夫将其作用归结为四点。第一，民主的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地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参与既对政府进行约束又是教育公民的一种方式。第三，政治参与反映公民的意愿。当政府顺应民意，而且当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同国家保持一体感时，其政治体制是稳定的。反之，当政府违背民意，公民对政府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第四，政府依靠扩大政治参与，经过多次协调公民之间不同意愿，并作出艰难的决断，由此提高统治力。[7] (二)消极的看法。由于政治参与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不完善性、与管理绩效的抵触等问题，因而政治参与的可能的危害性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卡普斯( Cupps,1977) 认为，任何非政府性群体，不管是公共取向还是私人取向的，它们都力图在公共政策的决定中施加决定性的作用，这可能使政府的合法性产生危机，也可能对所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形成威胁。托马斯在其提出的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的前提分析中认为，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公民参与并没有好坏之分。它可能发展民主的价值，但并不必然对所有方面的政策问题都带来积极的效果。对公民参与最严厉的指责集中在公民参与造成了公共政策的扭曲。托马斯将其理由总结为：第一，由于公民常常不能理解政策质量标准中包含的知识和常识，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专业领域或科学界认定的政策质量标准提出质疑。如果在公民参与后通过的最终公共决策中，这些标准被忽略了，那么，公共决策的质量无疑会遭受损失。第二，公民参与可能会导致公共项目运作成本的增加。第三，公民参与会阻滞改革、创新。第四，很多代表特定群体的公民在受邀参与公共决策后追逐特殊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缺失。[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