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是要借助某一个（套）分析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在某些方面，来对某几个（类）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进行经验性的分析和比较，以了解、把握它们各自的政治运作、政治体制、政治发展前景，从而一方面，在经验上提供深层次的实证性的知识，为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又在理论层次上，查明现有理论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的不足，并发展和完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为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科学提供另一种视野。其实前文所说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和“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就是两种不同路径下的进行比较分析的核心概念。 张小劲、景跃进在《比较政治学导论》一书中，把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功能归纳为：提供知识背景、改善知识分类、检验理论假说、作出前景预测。他们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做出这种归纳的。在一定意义上，比较政治学的两大任务是进行国别比较和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或发展完善既有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我们可以从国别比较和理论框架两方面来对比较政治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观察与分析，并进而推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价值和目的是什么？如何提出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既有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存在着哪些缺陷？“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给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带来了什么挑战？各政治体系（民族国家）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比较政治学的主题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永恒的主题）比较的标准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分类标准？等等。 一、对以往理论分析框架的介评 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有：系统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理论与不发达理论、阶级理论。这些理论框架的提出都有其必然性。系统理论的代表是美国前政治学会主席大卫·伊斯顿和阿尔蒙德。伊斯顿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感到不满而力图构建新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由此创立了政治体系的概念体系及其相应的体系理论。伊斯顿认为，传统的国家概念含糊不清，可以进行多种解释。他认为，只重视法律和正式的体制已经过时，政治学应对政治系统及其过程进行理论化，而不是对国家及其体制进行理论化。伊斯顿的理论关注点意味着一场行为主义革命的开始。但是人们批评说，他的理论未能关注政治变革，他过于注重稳定、维系与平衡。其次，他没有提出什么可供测试的假设，他只是在元理论的层次上，提出了一个系统分析的框架。 阿尔蒙德批判地继承发展了伊斯顿的系统理论。正是因为认识到伊斯顿系统理论的分析不足，特别是经验内涵和建构经验性理论假说方面的缺陷，阿尔蒙德在他的代表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严格说来，阿尔蒙德是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的。尽管他们都是系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两者之间也有着很大的理论分歧。伊斯顿坚持认为他的框架不同于功能表述，而阿尔蒙德则强调他的思想与一般性的系统理论有所不同。对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批评也同样屡见不鲜。社会学家顿·马丁代尔指出了它的四大理论缺陷：即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和对现状的偏爱；过分强调封闭系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能应付社会变革；缺乏方法论上的清晰。 第二个理论分析框架是政治文化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来源于政治文化本身的构想与研究。马克斯·韦伯是政治文化理论的鼻祖，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就是文化理论的开山之作。他的这两部著作强调了精神/价值要素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性。阿尔蒙德、派伊、维巴、英格尔哈特等人都是政治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开创了公民文化的主流研究方法，其特点是将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区分开，并考察政治文化对后者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派伊的政治文化理论是在他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中的编者序言中提出来的，他重点考察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1988年英格尔哈特的《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一方面重新证明了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体的发展和维系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力图从更大的历史背景当中透视文化的发展历程。 奇尔科特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新范式的探索》一书中归纳了对政治文化理论的批评：作为资本主义范畴的政治世俗化过于理想化；在假设上不充分、模糊、未经取证或虚假的；简化论的、受文化制约、解释不了问题的和描述性的；特殊而非整体性的、思辨性的；在方法上是静止的、有限的，并倾向被动、有条件的而不是主动而自发行为的。 第三个理论框架是发展理论与不发达理论。发展理论既是最不规范的理论，也是所牵涉的学科范围最广泛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都对发展理论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且在政治学领域对发展理论进行研究，是立足于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对发展研究基础的。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发展理论主要体现在对政治发展诸问题的研究上。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有：政治发展的过程与样式（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政治发展与模式选择（大卫·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政治发展与政治秩序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罗伯特·杰克曼的《不需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