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84年，年迈的国学大师钱穆曾评论，“中国文化传统极重政治”，“治平大道，当先通经史。……故中国经史之学，可谓即中国之政治学”①。他认为孔子、墨翟、贾谊、顾炎武等人是国史上卓然成家的政治学者。针对这一论断，海内外政治学者恐怕很少有人愿意毫无保留地接受。但我们不必急于否定钱穆，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学必须建立在传统经学及史学的基础之上，而当代学者则追求现实议题经验研究的科学理论化，两种政治知识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钱穆与当代学者在观念上的落差恰好反映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之历史变化。近代以来，政治知识受西方现代性撞击，脱离传统学术，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不可否认，传统典籍的确记载不少与治理相关的论述，其中不少论述在今天依然能带给我们颇具意义的启发。晚清民国时期，这些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论述逐步让位给现代意义的政治学(或者说科学理论化的政治知识)，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这受近代知识转型的影响。②西学东渐，传统知识体系消解并逐渐向现代知识体系过渡，一套新的学术分科随之成型。③政治学于这个过程之中确立，成为正式的学术分科之一。质言之，近代中国政治学史的意义可以说是由各种视角切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两种知识交替的转型过程。相关文献汗牛充栋，成果相当丰硕。尽管如此，这里依然有一个甚少提及的新视角——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与讨论。据此，本文以专业化作为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政治学史的另一层意涵。 专业化：理解内在理路之新视角 差不多与钱穆同一时期，赵宝煦梳理了晚清以降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流变，最先为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学恢复提供一个鉴往知来的参照。④此后，许多学者进一步补充更多细节，勾勒这门学科的种种过往，有的把焦点对准一所特定的高校，⑤有的聚焦一个特定的时代，⑥也有的着重历史语境的分析。⑦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探讨政治学发展与现代性、民族国家建构间错综复杂的外在理路，为我们提供思考近代中国宏观历史过程的不同面向。由内在理路观之，传统的政治论述与现代意义的政治学之间有明显的鸿沟。一方面，“儒学自始即是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宋代儒学复兴尤在体用并重上面见精神”，而经世致用一直是儒学底层的一股强劲暗流，⑧鼓励儒士提升内在修养同时博通古今之变，推己及人，进而追求外在秩序的和谐。⑨经世致用的理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学极重要的认识论基础，但现代意义的政治学也不能说没有现实的治理目的，就这点看，求治是传统政治论述与现代意义政治学的交集。另一方面，现代意义的政治学于20世纪初在中国逐渐形成一种专业的知识领域。受西方影响，这门学科强调通过具有一定规范性的经验研究方法论，进行政治知识科学理论化的工作。而学术分科同时将传统意义的通儒转变为钻研政治学的专业知识分子。换句话说，从传统政治论述到现代意义的政治学，不但是一个知识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学者身份转化的过程。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知识转型与身份转化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意义？这并非否定政治学发展与中国不断追求政治现代性之间的联系。除思考外在历史脉络之外，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某种意义上，专业化概念能帮助我们理解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学知识转型及身份转化的内在理路。大体来说，专业化指因为社会分工演进，某项工作逐渐得到广泛认可(recognition)，成为一种能赖以为生的专业(profession)。专业化过程之中，其从业人员逐渐衍生出一系列正式的结构性规范，包括特殊的知识或技术要求(学历或证书)、执业的行为准则、职称等级的认定与安排等等。在西方，这属于格外侧重律师、医师等行业研究的职业社会学范畴。⑩近年来，相关研究课题趋向整合历史学之视野。最具影响力的职业社会学家之一阿伯特(Andrew Abbott)认为，几个领域相近的专业会形成一个彼此竞争的动态系统。在这个非静态的系统内，各专业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必须靠持续竞争维持自身的专业权威与地位。(11)另一方面，反过来借职业社会学拓展知识社会史研究的伯克(Peter Burke)认为，伴随知识专业化的过程，某种专业精神(professional ethos)孕育而生，这种精神使人以自己从事的专业为荣，将其看作一种志业(calling)，而非单纯的谋生手段。(12)这类西方研究似乎隐含国家与社会(职业团体)对立的预设前提。至于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截然二分的，专业化的概念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内在理路与国家权力意志的关系又是什么？所以，以专业化作为新视角回答上述问题可以补充近代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遗留的空白。 晚清知识转型与政治学之谱系学式关系 如桑兵所观察的，中国在20世纪初经历的制度变革与同时期发生的知识转型有某种互相影响的共变关系。(13)同样的，当论及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展开时，例如学术分科与独立设系，许多论者不约而同地指出，晚清新政时期，新式学堂取代科举与其有密切的关联。这些影响深远的一连串举措，包括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广设新式学堂等等，都可往前追溯至戊戌维新时期。慈禧重新掌权后，大部分的维新措施皆被终止，只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而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院，最早不迟于1899年，已在史学、舆地之外开设政治专门讲堂。有论者依此主张，这既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的开端，也是中国政治学的开端。(14)1902年，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除四书五经的经义之外，增加“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与“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两个考科。1905年，“谕令立即罢停科举”，新式学堂完全取而代之。(15)从京师大学堂初创到科举废除，这个过程前后只有7年左右的时间，其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用比较严谨的态度看待名词的指涉，策论科目的“政治”、法政学堂的“政”与现代意义的政治学，三者之间不可草率地画上等号。过分执着于语际之间的词汇转换和对应，又难免有钻牛角尖，见树不见林的遗憾。新式学堂取代科举的过程与现代意义的政治学之间，有某种福柯式的谱系关系。“谱系学家需要历史来祛除起源幻象，……要会辨认历史事件、它们引起的震动和惊恐、微弱的胜利、记录着开端却未被很好领会的失败、返祖现象和遗传。”(16)八股文、策论、新式学堂、政治学之间的历史关系并非直线的辩证取代式的发展，相反地，其间的历史不连续性才是我们探索现代意义政治学“出现”的关键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