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的形成及启示

作 者:

作者简介:
章瀚夫,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文出处: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且在2020年仍获近半数普选票,标志着美国民粹主义结合社交媒体,在美国政坛内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竞选过程也不乏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要素,佐证了这股力量的深远影响力。美国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对把握美国政治的现状和走势兼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下,社交媒体引起“公共领域”阶级下移,增强了民粹主义受众群体的政治影响;拥有去中心的定位和传播结构,有利于反建制派表达诉求;具有高度互动性,能够承载民粹主义式的直接民主;形成了部落化的受众环境,有利于魅力型领袖从事游说和动员。社交媒体呈现出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制度化的趋势,民粹主义因此拥有了长期有利的传播环境,这使其转变为长期延续和跨党派蔓延的“新形态”。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对美国内政外交均表现出可观影响,使其成为谋划中美关系前景需要考虑的因素。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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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21)10-0107-14

      近几年来,中美关系一度脱离正常轨道,陷入几乎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上一届政府任内,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经历重大变化,导致了对华方针政策的转变。①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特朗普当选为标志的美国民粹主义新一轮回潮,其发生的背景是美国政治传播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成为美国政客开展宣传、游说、动员等政治运作的场域。右翼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借助社交媒体对抗主流媒体当选总统,开展“推特治国”②,标志着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结合,一时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显著因素。2020年尘埃落定的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仍获得近半普选票;拜登借鉴特朗普的做法,重用推特等社交媒体发动社会中下层,表明上述因素仍是一股能够左右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针对近年来在美国再度崛起的民粹主义现象,本文提出美国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时代形成了“新形态”,分析其形成机理,最后总结有关启示。

      二、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的概念

      现有学术研究对民粹主义的定义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将民粹主义认定为意识形态,同时强调其缺乏核心理念,需要结合其他意识形态形成主张的“薄意识形态”属性。③二是认定为政治策略,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话语、政策、策略、风格等。④三是认定为具有特定范式的政治运动。⑤“民粹”和“主义”前者为核心后者为属性,共同组成了“民粹主义”一词的意义,然而“人民”⑥和“主义”在不同时空坐标上曾有不同所指⑦,使得民粹主义这一概念难以形成定论。无论采用何种定义,多数研究认为,民粹主义以极端非理性的方式将一个基于部分中下层弱势群体建构的所谓“人民”概念奉为政治权力的来源⑧,认为社会是平民和精英的二元对立⑨,要求实行直接民主⑩,崇拜依靠个人魅力获取政治影响的魅力型领袖(11)。因此,有理由认为上述几点构成了民粹主义的关键要素和决定性特征。

      直到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意大利联盟党和五星运动等为标志的最新崛起,民粹主义此前大体呈现浪潮式崛起,以及局限于少数持有相近政治主张党派的既有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大体有过四波民粹主义浪潮,分别是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运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拉美民粹主义,20世纪90年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2008年以来的欧美国家民粹主义。(12)这几次民粹主义浪潮大多发生于国家陷入治理困局、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又随治理状况改善、社会矛盾缓解而消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曾出现民粹派执政情况的国家中,民粹派的平均执政时间长度为6.5年。(13)这说明民粹主义通常不会长期占据一国政治的主流。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美国民粹主义也呈现出类似的既有形态,分别以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当选、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运动、20世纪中叶休伊·朗和乔治·华莱士就任州长、20世纪90年代罗斯·佩罗参选总统为标志。

      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这一概念描述的是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呈现跨党派蔓延和长时间持续存在的状态。处于“新形态”的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维度和时间维度的跨度都有所增加,明显不同于只出现在个别持有相近立场的党派,持续一段时间就衰退直到再次回潮的既有形态。“新形态”表现在右翼民粹“特朗普现象”和左翼民粹“桑德斯现象”(14)同时显现,以及以新任总统乔·拜登、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等为代表的建制派政客为应对民粹派坐大,借鉴其风格策略的做法。

      “新形态”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结构性批判。其发生的背景是进入21世纪,美国政治制度对民意的反映被认为越来越失真。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滑,由2001年的60%下降到2019年的17%(15),在历史低点徘徊超过十年(16)。2010年以来,美国人对国会履职能力的认可度较上一个十年下跌了10%,民众对国会的信心长期在政府三大分支中垫底。(17)近年来,在中产阶级萎缩,白人群体感到自身优势地位丧失,少数族裔感到社会依旧不公等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美国政治却深陷内斗泥潭。奥巴马和特朗普任内,其所属党派都在国会至少一个议院失去了多数党地位,表明政治陷入分裂与极化,任何一派都无法长期占据上风,难以形成必要妥协。本已落实的政策,如医改、税改等,又在短期内遭到逆转。民众开始感到政治经济精英无视平民处境,政党无法反映民意。既然现有政治制度无法有效代表民意,社交媒体在融入美国人社交生活的同时,就成为平民反对建制、非建制派发动平民挑战建制的渠道,催生了“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希拉里、拜登等建制派在票仓受到冲击的同时,开始学习特朗普、桑德斯等人结合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的策略与风格。从2016年和2020年的选情看,先后形成了分别以特朗普、桑德斯、希拉里和拜登为中心的文化同质体“人民”建构、经济同质体“人民”建构和反特朗普同质体“人民”建构,反映的是民粹主义借助具有低门槛、去中心、强互动、部落化等特性的社交媒体形成了跨党派、常态化的“新形态”。

      奥巴马在2008年开创了使用社交媒体竞选和辅助执政的先例后,美国政治发生了若干显著变化。(18)一是政治人物利用社交媒体规避传统渠道直接沟通选民。二是政客和民众直接互动,削弱了本应发挥过滤缓冲作用的政党组织和编辑媒体等中介机构。三是政客依托社交媒体免费宣传,而免费模式又促使他们打造煽动性内容博取关注。四是在美国社会内形成了内部通联更加高效,但彼此相对隔离甚至敌视的“部落”,党派争斗正在取代跨阵营妥协成为政治运作的常态。五是政治传播可以针对不同目标受众,精细化定制内容,这又助长了部落化的趋势。六是民众更容易自发或受到动员集聚成具有可观政治影响力的数量,中下层民意的潜在影响力因此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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