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07)05-0012-06 浪漫主义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运动，是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思想事件。学界关于浪漫主义的探讨大多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对于其政治思想则鲜有论及。这一方面或许缘于浪漫主义思想自身的模糊性、无体系性以及其特殊的著述方式——浪漫派作家从未系统地阐述其政治见解，他们的政治思想只是散见于他们写作的许多断片、书信、笔记、名言警句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英美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的思想史写作中有意无意的取舍及其所折射出的偏见。然而，浪漫主义绝不是一种可以忽略的思潮，相反，它是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鉴于德国浪漫主义发展史上，早期浪漫派与晚期浪漫主义思想有较大差别，本文主要关注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这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表达得最为明确，并且，这也是更好地理解德国浪漫主义中后期演变的必要的一步。 一、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兴起 “德国浪漫主义”是指一个组织松散、具有模糊的自我意识的知识运动，它肇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德国，最初体现在文学、审美领域，其先声则是由歌德、赫尔德、海曼所代表的“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是1797至1802年，中心在耶拿和柏林。当时，许多作家聚会于耶拿的A·W·施勒格尔家中以及柏林的亨利特·赫尔茨(Henriette Herz)和拉尔·莱文(Rahel Levin)的文学沙龙中，他们自由而坦诚地谈论哲学、诗歌、政治、宗教等。这一群体的成员的重要代表有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801)、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45)，A·W·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F·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施莱尔马赫(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7-1834)及诺瓦利斯(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①。他们的聚会名噪一时，但随着1801年瓦肯罗德及诺瓦利斯的英年早逝，以及翌年施勒格尔兄弟离开耶拿，浪漫派活动的小圈子便解散了。但是，德国浪漫主义并未随着他们的集会的解散而终结，而是继续发挥影响，最终成为西方现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运动之一。 人们一般将1797至1802年这段时期的德国浪漫主义，称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其代表人物如上文所述。而1803至1815年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中期，以阿尼姆(Achim von Arnim)、亚当·缪勒(Adam Mueller)等人为代表，而1816到1830年则称为浪漫主义的晚期，以弗兰兹·巴德(Franz Baader)，霍夫曼(E.T.A.Hoffmann)、谢林(Schelling)为代表。浪漫主义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观点往往大相径庭，最明显的就是浪漫主义在中后期演变成德国保守主义的盟友，事实上，晚期浪漫派的政治思想已经与早期浪漫派有极大差异，尽管它们仍具有某种一致的思维样式和价值取向。 理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首先必须考察其历史背景。直到18世纪最后几年，德意志依然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德意志版图上，大小邦国林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法国以行动体现的革命在德国以思想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随着拿破仑的进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构建成为德国思想界越来越清楚的一种意识。拿破仑的征服在德意志资产阶级心中引起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们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理想，敬佩拿破仑的天才，另一方面，又憎恨这位外国统治者，而渴望独立。这最终使他们一方面寻求摆脱各邦封建主的绝对主义统治，另一方面寻求摆脱外族的统治，二者共同构成了近代德国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德国浪漫主义是德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准备。1784年，J.G.赫尔德出版《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一书，表达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此后，“民族性”的观念伴随着浪漫主义运动中迅速传入其他国家。德国浪漫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与拿破仑的国际主义以及法国革命的普遍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与德国启蒙运动的一种激进的批判性回应，它与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对大革命的反思以及法国反动派梅斯特尔对大革命的敌视皆有所不同。 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尽管只是以随笔、断片等方式零散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不同作家之间也多有差异，但我们大体可以概括出他们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颇值关注： 第一，高扬个性。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十分强调“个性(individuality)”，即强调个人的唯一性、独特性，个性是费希特、F·施勒格尔、施莱尔马赫的等人思想的中心语汇。早期浪漫派人士参加的柏林沙龙中，不关心出身、门第、金钱、权力、事功等身外之物，只关心个人的唯一性(uniqueness)，只在乎个人禀赋、魅力、情感的表达。早期沙龙尚未受社会政治风潮的影响，有着“纯真和辉煌”的一面。F·施勒格尔写道：“正是个性是人身上原始的和永恒的东西；人格倒不那么重要。把培养和发展这种个性作为最高的使命来做，可以说是一种神圣的自我主义(a divine egoism)。”施莱尔马赫直到晚期都坚持认为，世界就是人们通过行动实现其个性、表达其个性的可能场所，而所谓自由，在本质上也正是人的个性的张扬。早期浪漫派关于“个性”的理念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个人自由的理念，同时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把个人的价值放到了最高的位置。他们认为，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固然不错，但它以抽象的“个人”代替了具体的、活生生的各个不同的个人，因此未能很好地彰显自我的价值。浪漫派强调自我的实现，主张妇女解放、性自由，呼唤英雄人物，呼唤个人神性，这与启蒙时期的个人主义大异其趣。纳德·赛蒂(Nader Saiedi)在比较浪漫主义的“个性”与启蒙时期的“个性”时，引用西美尔关于“质的个人主义”与“量的个人主义”的区分，说明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质的个人主义”，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可替代性、特殊性，而非启蒙时期具有相同的理性、人性的个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