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8)06-0199-08 民主是当今歧义最多的政治概念之一。尽管对其内涵众说纷纭，但“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多元化和协商被视做民主政治的基石；民主社会需要言论自由、观点的多样性、信息的交流以及积极的公民”①。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Google Plus、YouTube等)是基于互联网的通信平台和应用程序，是新媒体的翘楚。“在过去的十年或十二年里，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迅速而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确立了其作为信息共享工具的稳固地位。Facebook和Twitter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两个社交网络服务(SNSs)。据统计网站Statista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1日，Facebook拥有18亿活跃用户，Twitter在2017年9月拥有3.17亿活跃用户。”②目前，社交网站与搜索引擎并列成为访问次数最多的网站，人类正进入名副其实的社交媒体时代。 近年来社交媒体与政治的“联姻”，不仅改变了传播形态和舆论范式，也突破了传统民主某种形式的局限，使得技术与政治、公民权利产生了共鸣，为广大民众监督政治、打破话语垄断、影响公共决策、反映利益诉求以及表达政治观点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通道，为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力量，社交媒体加深了数字鸿沟，导致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化，而且它极易被政治权力和资本逻辑所侵蚀，成为权势集团加强专制统治或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因此，社交媒体在质疑者看来没能让政治更加民主化，甚至认为是“民主的陷阱”和“民主的威胁”。直至当下，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与西方民主的理论，诸如代议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了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并且得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问题的提出 传播学理论家认为，“如果不研究传媒领域的民主化，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的民主化。”③因为“民主社会和媒体不只是并行共存，而且有着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④。根据斯拉夫科·斯普利哈尔(Slavko Splichal)的说法，“民主指一种政府形式，确保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平等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溯至古希腊思想，至少有四个假设表征了传播领域的民主：(1)公民知情；(2)他们一般对政治感兴趣(作为社会化过程的结果)；(3)公民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4)所有决定都提交给公众讨论。⑤ 近年来，随着代议制民主的衰落，参与选举投票的公众人数减少，公众不仅拉开了与政治之间的距离，而且对政府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兴趣和信任度普遍下降，“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政治世界是那么的遥远、令人困惑、毫无意义”⑥。而对社交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够创新民主机制运行的方式，规范权力运行，维护民众利益，有助于形成所谓的基于互联网的大众民主。当西方代议制民主和传统的民主政府模式遭受批评而日渐衰弱时，社交媒体技术迅速地被各国政治系统所接受。因此，社交媒体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热烈讨论和关注，甚至被寄予“重振民主”和“再造民主”的厚望。 虽然人们认为社交媒体具有促进政治传播民主化的巨大潜力，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技术的实践和尝试本身可以被视为民主机会”⑦，但是，关于社交媒体是否有助于改进民主质量的问题仍然缺乏充分的实证分析和经验证据。因此，社交媒体的出现也引发了关于它对民主进程的潜在影响的广泛辩论。如有学者指出：“在建立民主的国家，电子民主一直(而且往往夸大了)被视为能治愈民主衰落和振兴现代化民主进程的万能药。”⑧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主要围绕社交媒体如何强化民主原则来展开。很多研究者认为，在线交互性的增强将增加透明度，使检索和获得更多信息成为可能；可以绕过传统媒体的过滤功能，在制度化渠道之外，赋予边缘化群体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促进公众意见的形成；为社会运动甚至是新的行动者(“草根”运动)创造了新的机会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倡导协商民主或直接民主，促进了公民协商和直接决策，构建了公民自治的愿景。 对社交媒体民主化潜力的研究通常遵循一种规范性研究方法，涉及网络乐观主义(或网络悲观主义)，即假定民主的质量有所改善(或保持不变)。相当多的研究者采用了技术现实主义的方法，他们认为，技术本身不是一种民主化的力量，它对政治结构、过程、行为和规范的影响取决于使用动机、传播内容、使用方式(定量和定性)等政治背景。所以，社交媒体对民主发展及其质量的影响是两面的：它可以丰富和加强民主的价值和进程；但同时它也可以构成民主进程的压力因素，损害民主的质量。因此有研究者坦言，虽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理论化和经验性研究成果，但对社交媒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主进程，特别是它能否促进民主质量产生明显的改善，仍知之甚少，也缺乏一致性的描述。因此，今天在研究社交媒体和民主关系的时候，特别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和汲取更广泛的观点，以便克服研究中的孤立和折衷倾向。⑨诚如一位学者指出的：“现在，关于新技术的公开辩论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民主的未来都重要。”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