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近四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对于民主化的前提、条件或原因的研究成为西方政治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注：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研究各种民主化理论对于中国来说也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明确关键概念“民主”、“民主化”的含义是必要的。“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管理体制，其中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公民通过他们选举出的代表们的竞争与合作来间接地行动”（注：Philippe C.Schmitter and Terry Lynn Karl,"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In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edited b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Plattner,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40.中文译文见菲利普·施米特、特丽·林恩·卡尔：《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页，译文漏译了"indirectly"，似乎也不够畅达，因此笔者依据英文原文作了一点修改。）。当代的民主化研究一般不解释古典民主。在大卫·波特(DavidPotter)等人看来，民主化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变革过程，即“由较少负责任的政府到较多负责任的政府；由较少竞争（或干脆没有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严厉限制人权和政治权利到较好地保障这些权利；由市民社会只有微弱的（或干脆没有）自治团体到享有较充分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注：David Potter,DavidGoldblatt,Margaret Kiloh,Paul Lewis(eds.)(1997),Democratization,Polity Press.p.6.）。 波特认为，对民主化的解释主要回答：民主的产生原因或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不能？中外学者提出了多种假说，本文的目的是做一个简要的综述，并且对它们进行分类、比较和评论，在分析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之后，本文还将分析一种既能综合多种解释框架的优势、又能避免其缺陷的新框架的雏形，即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的制度变迁模型。 一、已有的民主化解释 （一）以某种客观的、决定性的变量解释民主化的四种理论 一是现代化解释。以李普塞特为代表，强调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条件，它们或者是与现存的自由主义民主相关联的，或者是为成功的民主化所必需的。李普塞特的论点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其中第二章“经济发展与民主”和第十四章中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这一论点直接秉承亚里士多德。 二是结构解释。以巴林顿·摩尔为代表，强调有利于民主化的权力结构的变迁。摩尔的结论是，民主发展的主要条件有五个。第一，建立某种均势，避免王权或者土地贵族畸轻畸重的局面出现；第二，向适宜形式的农业商品经济过渡；第三，削弱土地贵族；第四，防止建立针对工农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第五，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发动一场通向现今时代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注：［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349页。）。 三是进化论解释。这一类解释的代表人物芬兰学者塔图·温汉南(Tatu Vanhanen)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原则来解释政治和政治结构的演进，认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能够提供一种解释原则。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任何物种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基本上是一个固定量，因此，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就是人类这一物种竞取稀缺资源的特有方式，人们夺取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权力获得生存资源。在权力分配状况与资源分配状况的关系方面，资源分配的独立性更强，更加具有自变量的性质，而权力分配更加依赖于资源分配，是一个因变量。作为权力之根源的生存资源的集中导致专制独裁的政治结构，而同样资源的广泛分配带来权力的分享和民主的可能性（注：Tatu Vanhanen,Prospects of democracy:Astudy of 172 countries,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7,pp.22～23.）。他具体提出两个假说：第一，经济、智力和其他权力资源在人口不同部分间的分配，是民主化变量的基本因素；第二，在权力资源广泛分配，以及任何集团不再能够压制其竞争者或维持其霸权的条件下，民主才会产生。他的假说使我们想起卡尔·A·威特夫(Karl A.Wittfogel)的结论，后者把民主与多中心社会联系起来，而东方专制主义起源于国家对生产的战略手段——特别是可耕地和水利灌溉机构——的高度集中（注：Karl 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Press,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