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著名演讲自1819年问世以来，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其政治理论的代名词。19世纪以降，几乎所有论及贡氏宪政思想的著作都会着重强调之。② 但是1980年代以来，《适用于所有政府的政治学原则》等重要手稿的发现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面世，③ 却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重新加以审视了。④ 为了对贡斯当“古今自由对比”理论有一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首先有必要将其还原到欧洲17世纪末以降风行一时的“古今之争”的思想谱系中去，这样便可以对贡氏“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渊源有一个更为清晰、全面的理解。⑤ 事实上，对自由作这种两分法式的界分并非自贡斯当始，在他之前不少启蒙时代的大儒即已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的论述。⑥ 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第二部分第21章“论臣民的自由”中，即较早地对古代人所谓的自由提出批评。他指出“古希腊、罗马人的哲学与历史书以及从他们那里承袭了自己全部政治学说的人的著作和讨论中经常推崇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国家的自由”。⑦ 之后休谟在他的《论公民自由》（1741年）及《论古代国家的人口稠密》（1752年）两篇论文中进一步指明，古代人虽热爱自由却未能很好地理解自由的内涵。鉴于他们的自由是建立在血腥的军事征服与残酷的奴隶制前提之上的，因此古代人的自由远未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值得推崇。⑧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第二至八卷及第十一、十二卷中，亦曾对古代斯巴达黩武社会与现代英国商业社会作过鲜明的对比。他声称生活在平民政府下的古希腊政治家不理解除美德外的任何其他权力，而今天的政治家则只谈论制造业、商业、金融、财富、甚至奢侈品。⑨ 只是孟德斯鸠将这种差异的原因归之于共和制与君主制的不同，而非古代与现代相反的时代精神。⑩ 伏尔泰在作于1765年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一文中则认为，现代人由于指南针、火药、望远镜等科技领域的新发明，远较古代人博学。他甚至声称如今“刚刚从学校出来的童子都要比古代所有的哲人更加博学”。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古代人在政治上较今人更加伟大，西塞罗永远值得人们敬仰。(11) 作为一位承续启蒙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这些大哲的自由观以及关于古代与现代对比的论述对于贡斯当构建其“古今自由对比理论”，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参照作用。(12) 不过无论霍布斯、休谟，抑或孟德斯鸠、伏尔泰，都只是在论著中偶尔论及古今自由之异同。真正系统性的关于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的理论，则要待到法国大革命时代方才问世。直接促使热月时期“现代人自由”概念诞生的，正是以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为首的雅各宾派依据卢梭、马布利理论对“古代自由”的误用。(13) 在恐怖统治刚刚结束的1795年，斯塔尔夫人在《论国内和平》一文中就论及了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间的关系。她指出“政治自由之于公民自由恰如一物件之屏障，它只是手段并非目标；导致法国革命如此混乱的原因正是这种观念间的颠倒：人们企图以牺牲公民自由来换取政治自由，这便导致人们仅仅将安全的期望投注在权力之中；尽管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公民自由才是应当达到的目标”。(14) 两年后的1797年，夏多布里昂在《历史、政治、道德论集：论古今革命及其与法国革命之关系》第一部分第13—17章及第68—70章中，进一步对“古代共和国的现代效仿者”这一时代错位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15) 他指明雅各宾派政治见识中最不可原谅、在紧要关头最靠不住的东西，就是他们没有能力面对现实，幻想在不对传统政治想象力中最令人惬意的内容提出质疑的同时，也可享受到现代社会的种种好处。(16) 之后西斯蒙第在其十六卷本的鸿篇巨著《意大利中世纪共和国史》第四卷（1809年）及第十卷（1815年）中，凭其惊人的博学，以中古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具体史实，对“古代共和国中不存在任何公民自由，但他们本身就是统治者与立法者”这一命题作了详细的阐释。(17) 由于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西斯蒙第、夏多布里昂等人均为“科佩集团”（the Copper Group）核心成员，他们之间的交往极其密切，因此贡氏的古今自由理论可谓是综合了同辈学说的集大成之作。 二 在厘清了贡斯当所承续和参考的各种“古今自由对比”理论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来探察一下贡氏本人关于两种自由观的著述了。近年来得益于奥玛希尼、奥夫曼等学者所作的正本清源的考辨工作，我们知悉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其实早在1798年与斯塔尔夫人合作撰写《论当前能终止革命的形势及应在法国奠定共和国之诸原则》时，即已初具雏形。(18) 他们在此书第一部分第3章中，首次论及“现时代的自由主要是预防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的独立，而古代的自由主要是保证公民最大程度地行使权力”这一核心论点。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最为详尽、系统的论述，则见之于《适用于所有政府的政治学原则》（1806—1810年）第十六卷“古代人的政治权力”。(19) 在这部未刊的手稿中，他逐一列举了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间的几种主要区别（国家疆域大小、人口数量、战争与商贸体制、奴隶制等），并对这些区别所导致的后果作了详细的剖析（详见下文所附之表三）。(20) 贡氏首次公开论及“古今自由观”，是他在1814年1月30日出版的《论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第一版）第一部分第2章“论现代民族特性与战争之关系”、第二部分第7章“上世纪末提供给人类的那种自由”、第8章“古代共和国的现代效仿者”、第9章“为现代人提供古代人的自由所采用的手段”及第19章“专制政治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尤其不能得逞之原因”中。不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其主要内容几乎完全取自《适用于所有政府的政治学原则》第十六卷，虽然贡斯当在文字与结构上对之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21) 接下来的，才是他1819年2月13日在巴黎皇家中学所作的那篇题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著名演讲。(22) 经比较可知，其主体内容同样取自《适用于所有政府的政治学原则》第十六卷“古代人的政治权力”。(23) 三年后，他又在1822年出版的《对菲朗杰里著作之评论》第一部分第4章“论君主之归依和平体制”里，再次“重述”了其中的部分内容。(24) 贡斯当最后一次涉及“古今自由”这一主题，则是1830年5月1日在《年代》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何人可将我们从希腊人与罗马人那里摆脱出来》的短文中。(25) 由此可见，对两种自由观的思考贯穿了贡氏的一生，1819年《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演讲只是其中流传较广的“精简版”而已。据奥夫曼的最新统计，作为贡斯当古今自由比较理论源头的《适用于所有政府的政治学原则》手稿第十六卷“论古代人的政治权力”，全卷1044行文字中有超过三成的篇幅被其晚期出版的著作所摘引，其中231行即22.1％的内容被《论征服精神和僭主政治》第一部分第2章、第二部分第7、8、19章等章节所摘引，82.5行即7.9％的内容被《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再利用”，此外另有20.5行“重现”于《对菲朗杰里著作之评论》第一部分第4章。(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