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9－0045－07 缺乏价值滋养的政治系统必然是孱弱的政治系统，脱离精神支撑的政治制度也只能是无力的政治制度，良善的政治与切宜价值之间的共生与互动促进关系对转型社会的重要性如今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常识。然而，在这个多元的、以普遍变革为显著特征的市场经济时代里如何为政治价值作方向上的定位，如何找寻到与自身政治发展相吻合的政治价值体系，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 围绕着这些重大问题，近代以来有关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抗拒与变迁、普遍与特殊等等诸多聚讼一直延续至今，始终困扰着人们。正是从这一问题立场出发，我们试图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中，结合具体国家的时代景况与历史条件，对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进行辩证剖析，① 希望以此推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市场经济与权力悖论消解：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背景与主题 政治价值是人类在政治领域所显现的超然本性在精神与观念层面的凝结②，因而它不可能不带有某种应然与抽象的色彩，不能不和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层面保持某种距离。然而，特定政治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定是在抽象的思想与精神层面完成这一情况，并不意味着它所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可以离开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日常生活。相反，我们看到，一个与时代要求相贴近的政治价值体系总是面向着社会日常生活，总是直面着由这种社会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意义上，我们的确不能“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应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③。由此出发，政治价值体系在近现代以来的建构所置身的时代背景，它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它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的路径与方向，都与时代日常生活所面对的市场经济挑战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 近现代欧洲是最早面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地区。16世纪以后，它的市场经济繁荣逐渐摆脱了“马尔萨斯循环”的阴霾，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④。国内贸易越发频繁、城市人口增加、商业地位提升、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渐次孕育，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为欧洲社会变迁注入了全新动力，并成为引发西欧广泛社会变迁的最重要动因之一。市场经济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生活，它总是蕴含着巨大的“溢出效应”，“商人和生产者的活动逐步地发生作用并改变了西欧社会的面貌”⑤。不仅如此，市场经济还以自身的发展逻辑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提出自己颇为强硬的要求，从而构成对于传统社会的全面冲击，要求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精神与思维定势以及既有的社会结构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使“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⑥ 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里的冲击，主要反映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求以民族国家整合的形式来提供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活动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较大规模与无障碍、低成本流通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则要求对以整合形态出现的国家权力形成有力的控制，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因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存在虽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⑦。高度整合与集中的权力所内含的扩张性和自利性很容易破坏市场经济良性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这里的情况正如帕森斯所言，“如果对政治权威没有严格的限制，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普遍的突破，仍然是难以置信的”⑧。 要顺应市场经济这一双重性的要求，不仅欧洲中古时代具有碎片化特征的封建割据权力必须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完成了权力整合与集中的国家，也必须出现一种“反向的”，以宪政化、民主化、法治化等为标志的分权制衡趋势⑨ 才行。这种很特殊的、对权力发展取向上的“二水分流”要求，带有很强的背反性特征，对一个转型国家来说很不容易同时做到。但如果真做不到，市场经济提出的挑战便不可能成功的应对，市场经济快速与平稳的发展对这个国家来说便成为不可能。从这样的眼光来看一部欧洲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带有一定盲目性，充满曲折而最终渐次顺应市场经济这一要求的摸索史。而从世界范围来说，欧洲的这一摸索史实际上也是所有转型社会后来政治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概言之，正是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近现代政治发展在事实上提出了对于权力集中与制约的双重规定，从而形成了转型社会在权力发展取向上的一种“悖论”，形成了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对权力集中与对集中权力进行制约的悖论性诉求。考虑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带来的冲击，是所有转型社会的共同背景，而在这一背景之下，转型社会政治领域所蕴含的“权力悖论”则构成了自己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挥之不去、避之不能的时代课题。而能不能处理好这一“权力悖论”便成为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实现转型的一个关键。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具有很不同背景，最后也形成分殊的各国转型模式便有了一个可以加以横向比较的基础了。一句话，市场经济为转型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定了方向，明确了任务，提出了衡量标准。 市场经济在为所有转型社会规定解决“权力悖论”这一任务的同时，实际上也就为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在一个多元时代里的建构确立了一个功能性的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并不在意于转型社会表面所坚持、所建构的政治价值体系的具体形式本身，而看重于这一体系是否能够通过核心内涵⑩ 上的功能性调整，化解“权力悖论”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核心使命、定位方向和实质意义这样一些颇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便有了一个进行功能分析与功能比较的平台。这也就是说，是否能解决“权力悖论”所带来了的现实挑战便成为检验转型社会具体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成效的一块试金石(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