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象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把最近的这四百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并且将会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在1900年以后很快就结束了。① 在1904年发表的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以下简称《枢纽》)的著名演讲中，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开篇就以史诗般的恢弘气势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这个历史划分标准无疑是以全球地理的探索和发现为标准。在前哥伦布时代，人类文明集中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彼此存在有限的联系。哥伦布时代就是西方文明通过全球航海进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经过四百年的努力将一个完整的地球展现在人类面前，从而使人类进入后哥伦布时代。如果对比我们所熟知的，诸如黑格尔、马克思等大思想家们通过大部头的经典著作对人类历史进程所做的划分，就不得不说麦金德在《枢纽》中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划分，以至于这篇演讲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一道被看作改变世界的“巨著”。② 一个地理学家的演讲之所以成为改变世界的“经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麦金德对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独特理解，尤其是在地理学界关于“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与“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的辩论中，发展出一套“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以期揭示地理与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之间具有某种稳定且隐秘的内在法则。《枢纽》因此成为政治地理学的经典文献，麦金德也因此被看作政治地理学或“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的开创者。③ 无论是地缘政治学，还是政治地理学都会探讨地理与政治之间互动的法则，这就意味着一个熟悉地理法则的地理学家能够为政治活动提供相应的战略性思考，从而让地理因素在人类政治活动中从盲目力量变成自觉力量。由此，在这门学科内部，或者人们在对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这些概念的微妙使用上，就显示出这种内在的张力。④一种趋向就是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理性、科学的知识。这就意味着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考察地理对人类行为，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影响。这种研究趋向强调政治地理学的科学性和知识性，从而探讨地理法则的客观约束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甚至上升到地理“决定论”与“或然性”之间的哲学争论。这种趋向更多地被称为政治地理学，以强调这门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要素。另一种趋向则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战略学科，强调用具体的地理学知识来为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军事战略等服务，由此政治地理学也很容易蜕变为一种“地缘政策”(geo-policy)或“地缘战略”(geo-strategy)。⑤这种趋向更多地被称为地缘政治学，以强调这门学科的“政治学要素”。 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实际上同时包含了上述两种趋向，一方面麦金德始终强调政治地理学的“自然地理学”基础，从而在地理学科的知识传统中定位政治地理学；另一方面麦金德的著作又具有很强的地缘战略意识，旗帜鲜明地用政治地理学为大英帝国以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服务。无论是1904年的《枢纽》、1919年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政治学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还是1943年发表的《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以下简称《环形》)，其重心在于提出具体的地缘战略。因此，人们对麦金德的理论关注也普遍集中在其地缘战略思想。⑥然而，麦金德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地缘政治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保卫大英帝国与民主，提升教育包括地理学教育：他的地缘政治主张不过是他在更大的世界中偶尔展现出将想象力与洞见运用于阐述历史与地理互动中所体现出的价值。”⑦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理解麦金德的地缘战略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对政治地理学的理解，尤其是从政治地理学出发对人类历史进程所做的划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其地缘政治战略的要旨所在。 本文认为，麦金德通过全球地理空间中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迁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演变，实际上构成对欧洲传统人文主义史学观念的一场革命，从而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建立起全球历史的宏观视野。具体而言，麦金德从“空间革命”的角度看待地理空间上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化，并依此考察地理空间的变化对人类政治空间的支配性影响，从而将世界历史划分为欧亚大陆主导的亚洲时代、海洋世界主导的欧洲时代，以及1900年之后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以被称为“麦金德时代”。我们之所以将1900年之后的世界称为麦金德时代，一方面在于强调1900年之后人类历史无论以何种面目展现出来，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始终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麦金德时代。因此，我们对1900年之后的世界的理解就不能同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必须看到地缘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唯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道路选择的地缘历史背景。另一方面，麦金德之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战略思考而言，依然处在麦金德的理论范式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性大国，不仅要关注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思考，而且要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全球空间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