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激起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机，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举世瞩目。但是，在抛弃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可憎的腐败渐渐地在权力机关内溢泄并蔓延到社会的许多领域。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大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对近代和现代史上所出现的严重的腐败现象的思考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之所以遭受各种挫折，从全局看问题，国家权力无制约，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1993年8月，江泽民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严肃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必须对权力实行制约！”社会实践终于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并且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 1.一条重要的政治规律 实际上，今天中国人在心灵深处所萌发的“权力制约”的政治观念，是西方政治思想家历来所着重探究的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这位西方政治思想家的鼻祖，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就竭力推崇混合政体。认为这种政体能兼顾贫富两者利益而使社会达到稳定。此后，波里比阿提出了权力制衡的思想而推进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他认为三种国家权力（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互相配合，彼此平衡，才是一个均衡、稳定的国家结构；国家和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机体，也会患病，也应有“补救之方”；当权力系统的某一部分企图取得优越地位，并露出过分揽权倾向时，就应当受到其他部门的抗拒和抵制。马基雅维里，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在权力制约对于防止腐化和专制的关系上则表述得更明确。他认为社会中总有两个对立的集团（人民集团和富人集团），如果政治制度让其中一个集团处于完全支配地位，那么，国家容易腐化，暴政亦会降临，美德和自由将很快就会丧失掉，他的名言是，“所有有利于政治自由的法律”都是来自对立集团的相互倾轧。为此，他主张党争，即使政党纷争本身是恶。 我们知道，“分权制衡”说，只是到了洛克和孟德斯鸠才具备了完备的理论形态。然而，这一理论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这一点，可以说古今相通。这两位哲人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孟德斯鸠甚至以为，有权力的人们在运用权力时非走到限度决不停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是他的至理名言。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并对彼此间如何制约以达到权力运行中的平衡提出了设想。众所周知，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的理论先后在大不列颠岛、北美大陆等地生根、开花、结果。英国的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甚至认为：“权力使人腐蚀，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所谓“绝对的权力”，是指权力独揽，而且不受任何制约。今天，阿克顿的这一警句已在中国知识界中广为传颂。 人类的政治史证明，凡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遭之滥用；权力被滥用，必定导致政治腐败和专横。这是人类数千年的政治史所反复证明了的规律。这一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是：要创造清廉和民主的政治，必须能防止和制止权力的滥用；而要杜绝权力的滥用，必须使权力受到制约。 这一规律揭示了权力制约与政治清廉或腐败的关系；还揭示了权力制约与政治民主的关系。 为什么权力不受制约，政治会走向腐败呢？这是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效应。它可以为社会公众服务，也可以成为权力占有者谋取私利的工具。它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也可以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之所以出现后一种情况，十分重要的，就是因为对权力失去必要的制约。虽然人有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当他掌握权力的时候，仍不被狭隘的个人私利所诱惑。但是，具有这种思想境界的人毕竟是少数。何况人是会发生变化的，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不少人在掌权前和掌权后，竟判若两人。我们不可忽视人的弱点。对于不少人来说，一旦权柄在握，就竭力利用它来满足自己或少数人的私欲，甚至忘乎所以，直到走投无路。 为什么政治民主必须对权力实行制约呢？我们知道，现代各国的民主制其基本形式是代议制。代议制是一种间接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选民们将决定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委托（让渡）给自己的代表。于是，在代议制政府建立之后，都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即国家权力的所在者和实际运用者发生了分离。虽然宪法庄严地宣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实际上不可能去运用国家权力。在发生“分离”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权力的实际运用者不忘记自己的权力是受人民的委托、是应当执行人民的意志、符合人民的心愿呢？可是经验证明，一旦大权在握的人，会容易忘记人民，渐渐地脱离人民而注重追求个人的私利，由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成了人民是他的意志执行者，由社会公仆成了社会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对民主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原先那种对民主的良好愿望就可能化为乌有。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对权力拥有者实行制约，实行民主监督。 人类对上述政治规律的认识，经历了由朦胧到清晰、由盲目到自觉、由排斥到接受的曲折、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知付出了多少牺牲。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不是绝对的。某种政权形式的产生是由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当一个新生政权尚未巩固的时候，当一个国家需要集中力量进行建设的时候，当新旧体制转轨的时候，或者当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权力的集中是必要的。马克思不是批评过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急于把权力交给由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会吗？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在较短时期内打下了工业化基础，正是中央政府集中领导的结果。当前，要顺利完成体制的转轨，使深层次改革获得成功，树立中央的权威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强调权力制约的规律的时候，不能否认政治发展中的特殊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