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从本世纪80年代开始，西欧各国的政治界和理论界相当普遍地流行一种看法：传统的区分政治倾向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过时了。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也有一段时期遭到挫折时，这种说法更加盛行，出现了大批的有关论著，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是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该书的副标题是“激进政治的未来”，表明作者企图提出一种超越传统左派的激进政治设想。我们也可以认为此书实际上是作者在四年以后发表的《第三条道路》一书的理论基础。 《超越左与右》本来应是吉登斯的三卷本著作“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二两部已分别在1979年和1985年出版），作者是准备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为题论述在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是否能胜过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由于苏联发生剧变，两极对立不复存在，吉登斯感到再谈这一问题已没有意思，但同时也认为主要在西欧各国，一些主要的政治党派的“政治的塑造能力已经耗尽，政治意识形态也空洞化了”，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都已失效。马克思关于建立“真正自由的人”的社会的激进思想已成为梦想。吉登斯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但是也不赞成福山之流关于历史已经终结、目前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加上市场这样的制度可以永恒维持的论调，因此他试图提出自己的激进政治设想。 对社会主义的批评 吉登斯所说的社会主义（有时他称之为左翼激进主义）包括苏联的共产主义或“现实社会主义”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中央政府通过计划对经济实行指令性控制和管理。他把这称为“控制论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可以使经济从属于一个发出指令的中央信息机构，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国家，从而把它最好地组织起来。吉登斯并不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模式。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如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从市场角度对这种制度的批评有合理之处，但是过分绝对化了。他说，许多种类的计划，不论是由国家、企业还是由其他集团执行的，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在控制论模式具有最发达形式的国家即苏联，计划经济即使在很复杂的情况下作为启动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相当有效的，但前提是社会反应能力和全球化程度都相当低，经济基本上是一国性的，人民的生活习惯相当固定（吉登斯认为，这种前提是“简单的现代化”，而不是“具有灵敏反应的现代化”）。由于“具有灵敏反应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ation)和全球化经济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控制论模式就失灵了。 吉登斯基本上也用同样的论据来分析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福利国家制度。他认为福利国家既不像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家如克罗斯兰所认为的那样是政府的善意加上工人争取的成果，也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是控制工人的手段，而是像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说的两股社会主义思潮的“具有张力的”结合。一股思潮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关心的是对经济生活的指令性控制，另一股思潮关心的是对经济上被剥夺权利者的保护。有过一个时期，全球范围的经济环境使这种结合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是顺利的。当这种环境改变时，福利国家的建筑就垮了。 吉登斯具体分析了福利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其中有些是左右双方基本上共同承认的，如全球化竞争、纳税人的“反叛”使福利的财政来源缩小，社会的老年化和离婚率增加造成的福利负担加重，国有企业的普遍效率低下，福利机构的官僚主义化，各政党为了争取选票而必须对中间阶层作出让步等。这里需要着重提到他的几个观点，因为这些是与他提出的解决方案直接有关的。 第一，福利国家未能成功地减少贫困，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使生活较好者受益更多。对长期失业或困难者的帮助主要依靠直接拨款，这就造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所谓“福利依赖性”态度，甚至形成一种文化心态。福利国家未能把这部分人整合进广大的社会，有时反而促使他们与社会“疏离”，甚至导致一个所谓的“下层阶级”的产生。 第二，福利国家制度是以传统的家庭和两性分工体系为基础的，前提是保证负担家庭经济的男子充分就业，女子承担家务，同时对离婚或丧偶妇女（特别是在有子女需抚养时）给予补助。一旦充分就业不可能实现，妇女又日益进入职业劳动与男子竞争时，这种制度就难以维持了。 第三，福利国家只涉及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而把其他问题撇开，包括对感情、道德和文化的关心。保守主义曾经攻击社会主义的这些缺陷，但它主要是从维护传统的角度出发的，而社会主义则是反对传统、提倡进步的，当然不可能接受保守主义的批评。因此吉登斯认为，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没有为解决“生活政策”问题作好准备，尽管这些问题是属于福利问题的内在本质的。 对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与批评 西方政治学界对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各种不同解释。吉登斯按照自己的分类体系把这二者区分开来，并且主要根据英国的情况来分析和批评。吉登斯认为，维护等级制、贵族制、集体或国家对个人的优先地位、宗教神圣性，敌视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旧保守主义已经“死亡”了，因为它企图维护的那种社会形态已被消灭，还因为它在欧洲大陆上是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