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21)02-0083-08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是比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政治增长的问题却常常被忽略，或是视而不见，或是习以为常。在学术领域，人们通常将政治增长现象置于“政府与经济、政府与社会”究竟孰大孰小的语境下，即衡量政治增长或者收缩的标准在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干预程度，而且，传统的“政治—市场—社会”的分析模式将这三个领域看成是互相挤压的竞争者，而不是一个可以共同增长甚至是可以互相促进增长的领域。实际上，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毫无疑问我国呈现出政治、市场和社会各方面均有不同程度增长的现象。不管我们支持政府干预或政治领导，还是倾向于社会保护和私人领域，政治体量在现代社会获得巨大的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西方主张最小政府是最好政府的国家还是主张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国家，政治体量相比于以往都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譬如说，古代社会的体量小、结构简单而且是静态社会，而现代社会体量大、结构复杂而且是流动性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迁使得现代政府治理社会面临更复杂的结构，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政府的政治增长便具有了合理性基础。在社会体量上，古代人口与现在无法比拟。有学者做出统计，我国西汉人口数量达到鼎盛大约在6000万左右。[1](P68)宋朝经济的繁荣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中国人口发展也首闯1亿大关。[1](P446)到了清代，生产力又有了更大的提高，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更高发展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更多的生活资料，这一时期人口大幅增长，在道光年间人口突破4亿大关。[1](P645)到了现代中国，人口又再次实现跨越式增长，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中国人口达到13.3亿规模，[2]相比于古代人口最多的清代也增长了数倍之多。在社会结构上，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也差别巨大，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大体可以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而现代中国早已不再局限于这样几个阶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在原先“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基础上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陆学艺等学者2002年就曾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社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①随着时代的变化，围绕互联网而出现的产业群快速发展，原来将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也已经不太适宜，这突出表现在近些年伴随互联网行业兴起而出现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快速增长。在古代中国，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商业发展显然不是重要的，农业生产以及确保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然而在现代社会，传统农业部门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再者，传统中国是静态的社会，而现代中国是流动的社会。当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型为工商业为主的现代国家时，同时面临着一个变化就是工商业社会人口的广泛流动性。尽管传统中国也面临着“流民”的问题，但是传统中国的“流民”是一种非常态现象，它是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之后的不良结果。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社会中“流民”的增加会对整个统治秩序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处理“流民”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将“流民”在籍化、再农耕化、定居化和教化，从而促使不受国家治理体系约束的流民转化为定居的齐民。[3](PP141-166)但是到了现代国家，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是社会良性发展和正常运行的常态，人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辈子束缚于自己的土地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作用中，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不同地区之间广泛流动，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农业人口在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广泛流动，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流动社会。 可以说，正是因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样本质上的差异，奠定了现代社会政治增长的基础。社会发展带来的复杂性在加剧，才决定了现代国家政治维度上与时俱进的合理性。面对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设想回归到传统国家的治理模式中。由此看来，现代社会的政治增长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之间的互相挤压问题，尽管这种挤压现象还是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增长不仅仅体现在中国，而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瓦格纳(Adolph Wagner)在对许多国家公共支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一著名的“瓦格纳法则”。即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将会提高，这就是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规律，被后人归纳为瓦格纳法则，又称为政府活动增长法则。[4](PP1-15)美国学者约翰.F.沃克、哈罗德.G.瓦特在《美国大政府的兴起》一书中也以政府雇员占平民劳动力的百分比表示政府规模的趋势，据统计，美国这一方面的数据从1900年以来就处于一直上升的态势。1990年美国的这一数据是3.86，1929年上升为6.42，1959年上升为11.65，1989年上升到14.35，1994年进一步上升到14.53。[5](p6)而进入本世纪以来，这个增长趋势应该更快。 有学者以“公务员占人口比例”对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过统计比较，其中，以美国(2002，3.25%)、德国(2002，4.82%)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发达国家的比例均超过了3%；部分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俄罗斯、波兰、捷克等，这个比例则维持在2%上下；而以埃及(1.4%)、巴西(1.95%)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务员占总人口比例则介于1%到2%之间。而目前中国在国家整体层次上，公务员的总量虽然在缓慢增长，但是“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始终控制在1%以内。[6]从这些数据上看，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国国家政府规模的扩张甚至已超过中国，当然这仅仅只是从政府规模这一视角看待政治增长扩容问题，而本文所致的政治增长的内涵还不仅仅指政府规模。 本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增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政府规模；(2)政治组织结构及组织化程度；(3)政府的技术装备。本文主要建立在历史维度的分析基础之上，强调现代政治增长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但更是一个需要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