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10月，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新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首次提出“社会学”一词，用以说明研究社会的科学，从而标志着现代社会学的诞生。此后，在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独特的方法也逐步引入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并相应地出现了众多的分支学科，据估计，目前分支社会学学科已经有167个细科[1](P5)。政治社会学即是将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现象的研究而形成的学科。政治制度就是政治生活中人类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则，是政治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政治社会学在研究政治现象过程中着力研究的重点之一。当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渐趋老化，原因在于研究内容的狭小和研究方法的单调。我以为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倘若广泛应用政治社会学独特的研究视角，当能拓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范围，深化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内容，刻画出政治制度生动的变迁面貌。 一、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不足 政治制度史，是研究国体与政体的起源、形式及演变规律的科学。中华民族在5千余年的文明史中，“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线索之绵长、体系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无与匹畴的”[2](P1)。中国历代均有重视政治制度著录和研究的传统，过去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着力于探讨在封建体制框架内如何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制度和规范、保障政治的有效运行等内容。在诸如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官吏的选拔与任用、政权机构的组织、皇帝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都开展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于维护和发展封建政治统治，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轨迹，其研究中的缺陷大致如下： （一）内容上，为传统历史著述所局限 中国史学的传统一直以政治史为中心。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载着历代王朝的兴替、政治的得失，历代史家也均以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借鉴为职责。这种传统一方面使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材料极为丰富，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束缚了研究者的视界，并最终导致了研究内容的偏狭。 (1)侧重官制，范围不大。在历代著录政治的专门文献中，官制占有突出地位，而关于各种政治制度机制运转的材料，则相对零乱，并且对官制演变的记述，常常只是从某些侧面作比较，人们不易通过其内容窥视到政治生活的全部，也就无从真正地理解和分析政治制度的特殊内涵及其价值，以致通常产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 (2)视野狭小，领域封闭。中国政治制度史就其学科本质而言，既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又是政治学的一门基础分支学科，同时又因为包含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实质上是一门边缘学科。长期以来，我们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历代的政体结构，而对政体机制，即政权结构关系及其运转方式，缺乏应有的重视，突出政体机制研究对象的重要地位，是政治制度史研究走向成熟的关键。况且以往即使是对政体结构的研究，其范围也相当有限。传统主题的重新研究固然仍是重点，除此之外，还必须对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宗教与民族事务管理制度等等问题给予重视。“并且，绝对不能满足于结构形式的图解和演变过程的缕述。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其运转方式、管理方式等作出理论性的分析与说明。在这里，适当列举某些足以说明问题的事例，把运转方式、管理方式以及上下左右的制衡关系形象化，也是必不可缺少的”[3](P28)。 (3)范式雷同，机械对比。历年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一直吸引着众多学人的目光，成果不断涌现，但在大量的政治制度的通史性著述中，对政治制度内容的分类存在着整齐划一的倾向。皇帝制度、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军事、法律、监察、教育制度等等，几乎成为所有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题材。不容讳言，这种大而全的分类，便于学者作纵向的比较，但其形式化的色彩太过强烈，单调乏味的整体观感势必会使读者望而却步。 （二）方法上囿于单学科、粗线条的分析手段 马克思主义原理是我们从事一切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其自身亦是一个开放系统，因此，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新兴的、卓有成效的研究范式，嫁接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不仅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反而能使研究者进一步开阔眼界，提高认识，并在研究实践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体系。在既往的研究中，我们长期置政治制度史于历史学或政治学学科之下，为单一性方法的使用提供了便利，但其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1)断代分野，拘于形式。断代分期是政治制度史撰述的共同模式，历史纵向发展的序列天然地成为政治制度史研究段落的划分标准。我们所看到政治制度史往往成为记载朝代政治内容的编年史，政治制度自身发展运行的规律在这里被人为地切断，人们对政治制度的认识被主观构造的藩篱所阻隔，而仅仅只能被限制于对一朝一代的理解，贯穿于历史长河中的总体运行特征被无情地忽略。中国政治制度史不自觉地成为了断代政治制度史的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