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和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而提出来的。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国家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一学说的某些特点，也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出现过诸多的失误，对这一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就产生过考茨基与伯恩斯坦、列宁与考茨基的大争论，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则更是一种流行做法。因此，恢复这一学说的本来面目，清除对这一学说的种种误解、曲解和附加，十分必要和急迫。同时，我们又要结合实践和新形势，对这一学说作出充实和发展。 一、作为过渡时期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想开始是作为一个人类学概念或存在论概念而非经济学、社会学概念提出的，那么在后来成为其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把人类解放、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联系起来，将它视作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结果。这种工作使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为扬弃国家和市民社会准备了越来越充分的条件，超政治、超经济之“人类社会”理想也不会一下子实现。在《资本论》中，他十分明确地写道：人类揭掉关于自身的“神秘纱幕”“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页。）“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而正是从“神秘纱幕”的揭掉、“自由王国”的实现需要客观物质条件的认识出发，马克思才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得到典型发展的区域——西欧（注：马克思在晚年较为关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但关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需要客观物质条件的认识并没有改变。请参看郁建兴、朱旭红：《社会主义价值学导论》第二章。），并且预言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可能率先在西欧爆发。 同时，马克思对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强调，并不表明他的国家消亡论仅限于从经济因素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马克思既强调了无产阶级政权夺取的客观条件，又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政权夺取对于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为向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过渡创造条件的重要意义。 在1847年，马克思写道：“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4。）在这里，马克思是说，只有打碎了旧国家暴力的基础，即以“联合体”代替旧的市民社会，然后才进行政权上的夺取。但是，在一年以后，马克思写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无产阶级要首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使用这一政权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此，德国学者亨利希·库诺大为不解，将之称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在库诺看来，强调国家消亡是社会经济变革结果的是社会学家马克思，而强调一切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是政治学家马克思（注：参看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12章。）。事实上，库诺所没有看到的正是马克思国家观和社会观的特点：对国家这一政治学的主题进行社会——经济学的分析，而政治学又为这一社会——经济学分析提供前提和基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社会经济变革过程同时作为国家消亡的条件，二者处于一种张力之中。一方面，“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1～332页。）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只能通过夺取政权来为正进行的社会变革扫清道路。如前所引《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使社会的形式达到消除阶级分化的程度，最终消灭以其为基础的国家暴力。上述两方面条件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辩证性质。强调国家存在、发展和消亡的经济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特色；而阶级斗争概念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 但是，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较为充分的西欧，无产阶级在爆发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也并不会“一下子”进入自由王国。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表现为一个漫长、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强调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在另一方面也表明，只要阶级和阶级对立存在，国家就不能立即废除。研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形式，特别是研究作为无产阶级政治解放工具的新的民主国家，也就成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题中之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的。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了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萌芽。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恩格斯为同盟起草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过渡时期”的概念，并且认为从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向共产主义的财产公有过渡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9页。）。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夕，恩格斯曾以问答的方式阐述过他和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学说，其中在回答“（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时他说：“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这段话略加修改后在《共产党宣言》中被正式表述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共产党宣言》中还把国家定义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明确表述了。 《共产党宣言》虽然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尚未提出。这一概念是在马克思1850年发表于《新莱茵报》上评论法国1848年革命的系列文章中首次提出的。马克思从总结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失败教训的角度指出：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页。）与当时盛行的种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他主张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