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Reymlond Aron,1905-1983)是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的思考范围极为广泛，著述颇丰。其著作涉及政治哲学、社会学、历史哲学、意识形态批判、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本文主要对他用以进行政治分析和判断的中心原理和假定做一初步分析。 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政治和社会常常是脱节的。自十九世纪的孔德(Auguste Comte)以来，社会学家一直秉承着将政治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传统，而政治学在社会理论取向上也显得很薄弱。阿隆自称追随由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托克维尔(de Tocqueviooe)开创的“法国政治社会学学派”传统[1](P222-223)。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根据社会和政治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来分析社会，显示出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倾向，但他们也只是用社会来“解释”政治，没有看到二者的互动关系。既坚持在社会生活中“政治的优先地位”，同时又看到社会条件对政治理想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的制约作用，正是阿隆政治思考方法的独特之处。 阿隆政治思考的核心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成功地转变为社会的或政治的现实，要取决于现实的社会条件。理想或价值以及为实现这些理想所采取的行动，必须与现实条件相联系，也就是说，从“价值——社会条件”的相互制约关系来分析政治选择，这就是阿隆政治哲学的社会学分析方法。 一、终级价值及其政治制度 对阿隆来说，终极价值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不如说是一种康德式的目的。在终极价值问题上，阿隆坚持反意识形态的立场。阿隆对意识形态作过多种多样的定义，但是从他最常用的意义上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意识形态是指将终极价值赋予一套特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实践的做法。[2]阿隆认为，对政治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可以设想的，即设想一种完善的社会类型——在其中，所有的冲突都得到协调，“欲望得到满足，人们以理性的方式生活。”——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设想可以为我们衡量现实社会的不完善提供一种标准，并为我们改进社会的不完善提供指导，但是不能把这种理想目标与具体的一套制度或已知社会相等同。因为我们不能确知理想社会到底是怎样的，而且这样做势必会将一套普通的政治制度过分神圣化，走向意识形态的统治。[3]于是，正如康德对待上帝的态度一样，阿隆有意将这种理想目标加以形式化，不把它当作终极真理和人类历史的必然归宿，而只将其当作一种道德假设、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加以接受。 反意识形态的立场与坚持终极价值并不矛盾。阿隆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应该带着自己的价值理想来参与讨论：怎样组织社会是最好的方式，应该选择怎样的社会类型，因为这不仅与我们社会的本质是一致的，而且也与人类的使命是一致的[4]。各种价值都有其理性基础，但是每种价值指向的选择都是特定的、有限的，“不可缩减为抽象的道德原则”[5](p326)，被赋予绝对的意义，在此前提下就如何改良社会所进行的争论都是合法的，而对这种终极目标能否真正实现的问题不做定论。 作为一位反乌托邦式的政治哲学家，阿隆认为，千年至福式的解决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人们针对政治问题给出的所有答案都是不完善的，所有的政治选择都是相对的，没有办法确定哪种选择就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人们选择政治制度时，应该准备既接受它的优点，也接受它的缺点，也就是说，人们的选择是对整体的选择。政治制度是一个整体，表达着特定的价值，包含着特定的制度、偏见和传统，而且彼此不可分割，“从一种体制过渡到另一种体制，并不带来现有秩序的改善，而是以一种秩序代替另一种。”[6](P196)在阿隆看来，左翼激进主义者和右翼传统主义者的错误都在于：将截然不同的政体零散部分重新组装成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事实上，没有比这种乌托邦更危险的了。”[5](p279) 既然价值是多元的，而且具有各自的合理性，相互之间处于韦伯所谓的“多神之争”的状态，那么单纯就价值本身及其主张的政治制度作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能确定哪种政体类型是最好的。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统治方式，必须从价值及其政治选择之外寻找判断的根据。这就是现实的社会条件。阿隆要求各种价值的支持者们应该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实行“理性的合作”[6](P87-88)，即以现实的社会条件来确定价值理想和政治选择的合理性及其合理性程度。 二、社会条件 阿隆将“政治问题”缩减为如何协调“人之为人的平等性及其在社会中作用的不平等性之间的关系”[7](P163-164)，“以此作为自己政治分析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如何保持一种社会，在其中平等性与等级性得以协调。他既不相信孔德关于“和平的工作将使战争这个技术和军事时代的遗产宣告消失”的说法，也不相信马克思关于工业制度的改造将导致一场真正的革命、从而最终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理论主张。但是他认为，“把科学应用于生产（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增长）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8](P23)，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所有理论都应当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