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人类历史的新拐点。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种族歧视形成世界性暴乱,给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价值与治理效能之间的矛盾为何愈演愈烈?美国号称西方世界自由民主灯塔,自从19世纪政党分赃以来美国政党和有识之士虽不断推动变革,但这个矛盾始终存在,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21世纪行进的第二十个年头,天灾与人祸一起交织,产生重大危机。在此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从人文社科视域展开思索,对两百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重大命题进行新的解剖与回答。纵观西方自由民主制建立过程,其伴生于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建构活动之中,经历了民族国家集权化组织形式确立和民主国家分权化制度体系设计的嬗进过程,由此进入包含“自由、平等、法治”等要素的政治现代化,福山称之为“历史的终结”。这究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终章,还是建设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序曲? 一、现代民族—民主国家建构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关于国家生成逻辑和建构路径的解释都集中在“现代化”或“政治发展”视域。一是以巴林顿·摩尔、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和查尔斯·蒂利等为代表的国家建设学派。他们主张运用资本、强制、榨取、战争和军事暴力等诸多要素来解释城市、城邦国家、帝国、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质态,强调历史条件和社会要素如何形塑不同的国家类型和建构道路,尊重建构路径和生成逻辑上的异质性。二是发端于塔尔科特·帕森斯、发展于寒缪尔·亨廷顿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他们运用“政治发展”的特定标准(如政治参与扩大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等)对国家建构路径和生成逻辑进行化约处置,从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建构历程中寻求同质性和普适性的方案,以此在经验和规律上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加以归纳。 (一)历史演化论的民族国家组织建构 民族国家滥觞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是相对于传统国家(如城市、城邦和帝国等)而言。在形成方式上,卡尔·马克思将其看作阶级斗争的产物;西达·斯考切波也认为“在国家崩溃下的阶级斗争,是引发社会革命并最终建立新国家的过程”;①“国家制造了战争,并且战争又制造了国家”。②在定义上,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一种持续运转的强制性政治组织,其行政机构成功地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以此维持秩序”。③并指出国家应包括三个要件:(1)存在着固定的行政官员;(2)能坚持合法地垄断暴力工具这一要求;(3)还能在既定的领域内维持这种垄断,包括了暴力和领土权两种特征。④安东尼·吉登斯承袭了这种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是现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⑤可见,民族国家包括“权力”集中和“主权”确定两个核心意涵。 权力集中与韦伯提出的第一、二要件对应。托克维尔将其划分为“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两种形式。政府集权指对民族领域范围内实施合法化的暴力垄断,在榨取、冲突和战争的过程中建立起具有高度权威性和集权性的中央组织,以此保证对领域范围内的政治统领;行政集权则指建立“持久稳定和纯粹管理等级性质”的行政部门来实现间接统治,因为统治者在领土范围内往往难以实行对地方和民众的直接统治和对资源、税收、征兵等的直接攫取。⑥蒂利也表示,“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可以自上而下地完成直接统治,而更多通过委派任命和地方挑选精英进行间接性统治,从而在财政上支持和豢养一个庞大的、疑存严重不忠、欺骗、腐败和反叛的管理机构来实现统治”。⑦主权确定意指对领域范围和领土主权的绝对控制权威,与第三要件相互印证。主权形成于国家间的关系体系之中,在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和暴力冲突过程中划定疆域范围和国别界限,实现身份上的平等关系和对内事务的自主自决。吉登斯也认为主权不仅是民族国家在领土范围内享有对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威,还表现为平等、独立的对外关系。⑧ 国家形成于权力“集中”和主权“确定”的过程,蒂利将这种过程理解为“资本资源”和“强制资源”的积累集中。“资本包括所有有形流动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可实施的所有权,确定剥削范围;强制包括对某种行为的所有有关的(威胁的或是实际的)运用,这种行为常常给清楚这种行为及其潜在损害的某些人、某些个人的财产或某些群体带来损失或伤害。”⑨资本和强制的集中积累程度和状态作为自变量,分别形塑城市系统和国家系统,从而孕育出三种国家质态:强制密集(帝国)、资本密集(联邦或城邦)和资本化强制(民族国家)。资本和强制是资源,积累和集中是目的,而战争则是手段。三者的互动过程构成民族国家的基本系络,达成权力“集中”和主权“确定”的基本目的。以时间为轴线,战争有“(处于)战争”和“准备战争”两种质态。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战争作为欧洲历史的常态事件,是欧洲各国实现“权力集中”(主要指政府集权)和“主权确定”,并向民族国家形态转变的关键变量。在对内战争实现政府集权、对外战争确定主权、准备战争达成行政集权的同构作用下,资本和强制资源不断集中积累,民族国家达到顶峰。 (二)政治发展论的民主国家制度设计 何谓民主?塞缪尔·亨廷顿将其明确定义为“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挑选领袖的过程,民主政治即精英政治和政党政治,需具备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的程序合法性”。⑩以美国的微观切面来看,对民主化的诠释可分为四重制度丛结,包括“三权分立制”、“联邦制”的纵横权力结构体系、“竞争选举制”的政治权利表达渠道和保护产权的“私有制”经济制度。竞争选举作为核心,是赋予其他三个制度丛结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作为国家权力集中的内涵外延和制度进阶,是避免权力堕入腐败和独裁风险的制度阀门;而私有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民主化界定,是“主权在国”向“主权在民”过渡在资本、经济和产权上的具体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