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重视个人对家庭、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义务，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中，提倡“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修己的同时，注重入世，讲求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实事实功，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学说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从而以对社会、国家贡献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高低。这就使中国文化不仅具有强烈的伦理情感，而且具有深厚的政治意蕴。 一、伦理与政治联姻 伦理与政治的联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而这一特征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至少从西周开始，伦理与政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得到制度方面的肯定。商代奉行一元神宗教。他们将天神与祖宗神混而为一，把神的世界叫做“上”的世界，把现实世界叫做“下”的世界，正像在“下”的世界里有一个王是最高统治者一样，在“上”的世界里也有一个至上神是最高统治者，这就是“帝”或“上帝”。他们认为“下帝”受命于“上帝”，“上帝”可以任意主宰一切，“下帝”自然也可以任意主宰一切。商末的纣王自恃“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胡作非为，结果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周取代商以后，自然要把天神夺过来作为自己统治天下的神学依据。周人一反商代一元神宗教信仰，把天神和祖宗神分开，称天神为“天”，一般不称“上帝”。他们还提出“天命”可以转移的观念，认为“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天随时都在寻找适合于作人民君主的人。这种天命可以转移的思想表明，周人在探求三代更替的原因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念，他们在寻求历史的因果关系时，虽然没有脱离宗教神学，却把注意力转移到人事方面。他们承认天意主宰人事，却又让人事制约着天意，多少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这对后来儒家入世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人在进一步探究人事怎样才能制约天命的问题时，他们又提出自己的伦理思想，出现了“孝”和“德”的范畴。周人认为“追孝”、“享孝”祖先，对祖先“继序思不忘”，可以祈福长寿，使族类获得幸福，并将其含义从“事死”扩大到“事生”，认为孝的对象不仅有父母、祖父母，而且包括宗室、宗庙及婚媾（有婚姻关系的宗室诸侯），这样孝便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范畴。周人重孝，在于孝的社会作用可以维系以嫡长子继承为基础的宗法制。西周适应于当时的形势，实行地域分封制，各诸侯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有相对独立性。面对着统治集团趋于分散的情况，他们以宗法关系和婚姻关系使贵族们在血缘的基础上，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加强团结，即一面宣扬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把同“族类”作为同心同德的政治基础，同时又以宗室血缘的亲疏远近确定内部的等级秩序。这样，“孝”便走出了家族伦理的范围，由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扩大而为诸侯对天子的义务，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又延伸为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血缘上的“追孝”、尊祖则成为维系统治阶级团结的纽带.于是由家族到国家，达到了伦理和政治的统一。 德字在商代卜辞中已出现，作“值”没有底心，与直字相通，并没有完备的道德含义，至四周，“德”才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而出现。周人重德，也是从总结商代灭亡的教训中得来的。《尚书·周书》中说：商代的“先哲王”是有德的，所以“天命”归于商，统治了好多年，后来商的“王人不秉德”、“不敬厥德”，于是“早坠厥命”西周的先王是“明德”、“敬德”的，所以“天命”就转移到了周，为了保住周的统治地位，便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德治”主张。周人所说的“德”的具体含义包含对“民”、对“己”两个方面，对“民”则要从“保民”、“惠民”入手，做到去荒政，察民情，慎刑罚；“德”的另一方面是对“己”，即如何加强自身的品行修养，周公提出个人德行应以周文王为典范，艰苦奋斗，不图享乐，爱护人民，这就是周人对“德”的“内得于己”的要求。可见，“德”既是一种伦理规范，又是一种政治准则，周人倡导“德治”，便成为伦理与政治联姻的标志。清代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代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间的深刻联系：“其所以析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敬德”与“保民”，正是体现了伦理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诸子学派异说纷纭，争讼不已，但在两点上是一致的：一是诸子学派都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周秦之际，士之治方术者多矣。百家之学，众持异说，各有所出，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刘文典《吕氏春秋集释序》）虽然，诸子百家政见各异，但其理论目标，都在论证“治道”。不仅如此，诸子还热衷于政治实践，他们都热切地企盼其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付诸实施。二是诸子学派都高度重视道德伦理。儒家崇尚“仁爱”，墨家倡导“兼爱”，道家主张“含德”、“广德”，法家管子则以“礼义廉耻”为民族精神的“四维”（四根柱子）。……中华文化后来形成“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显然与诸子百家的上述共同特点密切相关。 二、“内圣”和“外王”并行 汉代自武帝始，在“独尊儒术”的口号下，注意吸收了法家治国方略的思想，促使儒法学派政治主张的有机融汇，从而形成了“阳儒阴法”新的文化形态。就儒学言之，则形成了“内圣”与“外王”兼举并行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 所谓“内圣外王”，是指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道。儒学经典《大学》首倡的“大学之道”，具体地体现了“内圣外王”精神。何为大学之道？《大学》把它概括为“三纲八目”。“三纲”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显明和发扬人们光明的德性；教导人们革除自己身上的旧习而作新民；鼓励人们不断修身养性以达到善的最高境界。“八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通过接触事物、获取真知、诚实意志、端正心智、修养身性，以达到整齐家族、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理想目标。其中格物致知是学问，正心诚意是道德，齐家治国是事功，而修身则是丰富之知识与崇高之道德的统一。《大学》中说：“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段富有逻辑性的论证，深刻阐明了“三纲”和“八目”的关系：“八目”是实现“三纲”的具体步骤，是一条通过道德践履，把握规律，端正心智，使自身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由此可见，以“明德”为基础的修身是大学之道的核心，它把“明明德”看成是“亲民”的基础，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强调道德修养是治国的必要条件。八条目中，学问道德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换言之，内圣是道德，是自身的道德修养；外王是政治，是政治上的统治。这样，经过体现大学之道的“内圣外王”的聚合，便使伦理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