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已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学者在现代理论问题上讲得头头是道，甚至有时颇超前，可是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思绪便有些含混。“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明明是个近现代概念，可是偏偏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著名学者余英时就曾引述迈克尔·康菲诺(Michael Confino)“所举的近俄国知识阶层的五项特征”，计有：“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究终极的逻辑结论；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1]。余先生认为，除了第四项，“其余四项则在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上都同样找得到清楚的痕迹。由此可见我们恐不易将知识阶层严格划分为传统型与近代型，或西方与中国型”。又如学者尤西林援引尼·亚·别尔嘉耶夫的观点，认为他所描述的俄国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无依托性、价值立场与献身精神，却并非如别氏所强调的为俄国独有。事实上，中国先秦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志于道之‘士’——也属于这类知识分子”[2] 这些认识的提出显然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所谓知识分子的界定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大致相似，即为同类。这样的认识显然似是而非，其缘由恰如余氏所言：“祗有个别的具体的文化，而无普遍的、抽象的文化”[3]。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士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的体现。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表象，“士人”的历史定位局限于中国近代社会之前。他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载体，同时，他们也在传统的承载下塑造着自身，形成了特色独具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作为学习、传播和创造知识的专门人员，在儒家文化传统的覆盖和整塑下，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一种士人精神，这更为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具。 在这里，所谓“士人精神”指的是被士人们在理念上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主要包括有：极度崇拜以君、父为表征的社会政治权威，尊崇以孔子为宗师的知识传统及其内蕴的价值观念，认可伦理道德的绝对价值，热衷于介入政治体制等等；这些价值准则蕴聚、积淀而形成精神，经由他们的观念、信仰等等表露出来。作为一种“精神”，其表露的形式可能是理性认识，或是理想信念；也可能是某些行为选择。由于士人精神是一种最具普遍意义的价值凝聚，因而其文化及社会覆盖面极宽广，实际体现着传统文化的价值主旨。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精神，那就是“内圣外王”，即在个人的道德修为上“崇圣”，在社会行为上追循“王道”理想。当然，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士人的生活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入仕的士人也会有清浊忠奸之分，不过，从士人总体的历史定位来看，他们要在“崇圣”和“尊王”的道路上踯蹰而行。因而，与“知识分子”相比较，士人固然也是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也有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精神，也曾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但是在他们的精神内里和灵魂深处，则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在精神上，他们是“圣人之道”和“王道”理想的殉道者；在行为上，他们是专制王权的忠诚奴仆；也就是说，他们是君主政治及其文化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看，士人属于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男耕女织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时代，他们的理想和责任感等等均与现代知识分子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并不具有现代性。因之所有对于“士人”的现代化认同都不能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而且更须一提的是，如今士人虽已矣，可精神犹存。而今的文人学子大多崇拜和热衷于权力，因而常常显得急功近利，虽则多自嘲为“未能免俗”，我们从中却不难觉察到传统的“士人精神”的影子。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的梦魇中清醒，逃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陷阱，他们重新有了自尊。然而，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不过是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引起的心态反应，其实，在自诩为“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内里，非现代意识的钳制和奴役依然很浓重。有知识并不等于人格的独立，在极度的权威崇拜意识观照下，文凭与“功名”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因而他们常常会陷入急于介入体制和得到体制评价的生存焦虑。显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还需要另一种逃逸：摆脱传统士人精神的宰制，他们不是由于无奈而“走向边缘”，而是要自觉地爬出精神的陷阱。换言之，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同每一位社会成员一样，都面临着精神及人格上的现代性转换问题；那么由于知识分子身负着厚重的文化承载，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首先如何在精神上逃逸出传统“士人精神”的宰制，这其实正是知识分子精神与人格现代转换的必要前提。本文正是从这里立意，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再做审视，并藉以为当代中国自诩为“知识分子”者作参照。 所谓“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无非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其理论预设的前提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认识主体和正面阐述。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传统士人的非主流部分暂且放到一边，据此，大体可以归纳出三个方面。 一 士人精神“价值支点”的现代转换 如前所述，士人精神的主体部分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这里既包含着他们的道德价值、人生追求和理想社会，同时也是他们的全部知识的凝炼。正是“内圣外王”的召唤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表露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看来，理想的人生设计是汲汲于道德的自我完善，检验的标准则是竭力践行、推进以至实现王道理想政治，所谓“学而优则仕”。在这一点上，孔、盂、荀等儒学宗师们早就为后世士人讲论清楚，并且做出了表率。准此，则构成士人精神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因之士人对于知识的索求，以及在他们介入社会、选择人生方向之时，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政治性”和政治利益作为首选。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在介入体制和分享政治权力方面，他们拥有特权。他们伴随着王朝治乱而浮沉，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悲欢离合总是在政治的舞台上扮演。士人精神价值支点的政治性特征制约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前提，士人们所表露出来的“社会”责任感无不是以追循理想政治模式为基准的，其中内蕴着的是由衷的忠君情怀，说到底无非是他们的政治忠诚的一种表现。于是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竭尽心力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他们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