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 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并不像它外在表现得那样明晰，这主要是因为解构主义在政治上一直有着两张面孔，一是埋首语言问题、脱离政治实践，一是充满叛逆精神，具有强烈左翼政治色彩。这两张面孔既反映了解构主义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同时也反映了解构主义复杂的理论取向。 解构主义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恰逢西方社会步入了左翼政治思潮愈演愈烈的时代。1966年10月21日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批判语言和人文科学国际座谈会”上，宣读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论文，这标志着解构主义思潮的诞生，几个月以后德里达相继推出了《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三部巨著，成为解构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不久以后，对西方20世纪后半期学术发展影响重大的“五月风暴”降临了。 “五月风暴”不仅在德里达与解构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对于以福柯、利奥塔等为代表的整个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思潮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五月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彻底改写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格局。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曾悲叹“五月风暴”敲响了结构主义的丧钟，德里达本人曾一再提到“五月风暴”所带来的“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视野”，福柯则认为直到1968年知识与权力的问题才呈现出他以前从未怀疑过的尖锐的政治意义。 “解构”一词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其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术语，把德里达与解构的标签紧紧粘接在一起，是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家（耶鲁批评派）的阐释的结果，他们关注的主要不是思想史的重新理解，而是文本的全新阅读，不过正是由于保罗·德曼等人的大力倡导，德里达才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显赫的声誉。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一书中倾向于把“解构主义”一词，看成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突然注入英语国家思想界所产生的结果。罗蒂认为德里达和福柯都是启发解构主义思潮的主要源泉：德里达提供了哲学纲领，福柯则提供了左倾的政治观点。德里达和福柯都认为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作是人类用符号和声音达到某些目的的东西，因而语言不应该处于被“人”所统治的位置，这与海德格尔的早期看法也是一致的。罗蒂认为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三个人其实都暗示：对语言“超越人”这个事实的认识将提供新的社会——政治的可能性。同时，德里达还认为现代理性在诞生时就必定隐藏着“暴力”，它必定会拒斥从内部威胁它的一切，不管这些威胁来自本体论方面还是性别差异方面。因此，德里达将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了启蒙理性，而且也指向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激进的社会氛围中孕育、发展的解构主义思潮，的确是1968年革命与狂欢的产物，它把现实中无法完成的砸碎国家机器的结构的任务，引入到了语言的领域，成功地颠覆了语言的结构。 因此，解构主义激进的左翼政治色彩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解构主义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家长式制度的必要的激进原则，这种直接与现行制度相对抗的批判，从内部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因为解构主义责难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所依赖的、会重新产生阶级统治观念和习惯的一整套意识形态。 第二，解构主义使得语言学的分析带上强烈的左翼政治色彩，并赋予了它一种解放性的政治力量。保罗·德曼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根据批判——语言学的分析，才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并扩及到政治问题。”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解构式的阅读方式因而被看成是具有重大的政治功用，文学老师也同时将政治带进了课堂，也就是帮助学生摆脱他们所接受的、由“人道主义”阅读传统文学经典的方式所假定的形而上学观念。文学系因而也变成了运用解构方法与压抑作斗争的场所，文学教师也就成了福柯所说的“特殊知识分子”。 保罗·德曼在为德里达思想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为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蒙上了一层阴影。青年保罗·德曼（21-23岁）二战时期曾为比利时一家亲纳粹德国占领者的大报的文艺专栏撰写过反犹文章。保罗·德曼本人以及解构主义思潮都因此遭到了批评，德里达曾专门撰写了《多义的记忆》一书为保罗·德曼辩护，此书已有中译本出版。众所周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海德格尔思想有着很大的渊源关系，海德格尔的学生、智利裔的德国学者维克托·法里亚斯1987年出版了《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揭示了海德格尔昔年同纳粹合作的不光彩历史，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客观上为德国法西斯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并以翔实的资料证明，海德格尔追随希特勒绝不是一时的投机，而是其毕生的信念，《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已有中译本面世。法里亚斯的著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哲学家的政治职责与其思想的内在性联系问题。就在法里亚斯的书出版之后几天，德里达发表了《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和《心灵，或其他的发现》，作为犹太人德里达称得上是纳粹排犹主义的受害者，但他对法里亚斯这种联想性的批评工作持反对态度[1-p134～145]，这当然与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解构主义策略是一致的。德里达及其解构思想也因此被批评者认为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脱离政治或者带有强烈的左翼政治倾向，而是形左实右，与右翼政治有着某种血缘联系。对于解构主义政治倾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读解，其实正是解构主义两张政治面孔时而重合、时而错位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