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教育评价的伦理规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兆璟(1969- ),男,甘肃临洮人,教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从事比较教育研究。兰州 730070

原文出处:
现代大学教育

内容提要:

03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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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教育问题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在其中,教育评价又成为一个“热词”和透视教育问题的“关键词”。就其本位而言,教育评价自然是一个教育问题,但是,在它自身以及与评价对象关系耦合的过程中,掺杂或延伸出诸多的伦理话题,因此,又渐变为一个伦理问题。我们将对教育评价的伦理规制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时代教育评价的政策知识图景

       教育评价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具有较高显示度的教育话语。在我们的视野中,主要指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以来由论文、学历、奖项等评价指标而引发的特指的教育评价。就此而言,教育评价及其相关问题的展开基本上依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而进行,由此形成相关的知识图景。

       从重要的时间节点来看,其起因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28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的一段重要讲话。总书记讲道:“当前,我国……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1]他进而指出,要“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1]。依据这一重要讲话精神,201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中指出,要“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2]。同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问题集中清理。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明确指出,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3]。2018年10月23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4];2018年11月7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5]。可以说,这些中央文件的发布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进一步强调: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6]这一方案是对以往文件精神的深化与拓展,将教育评价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10月28日,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又联合发布《关于持续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激发创新活力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四唯’清理行动深入推动落实破除‘SCI至上’‘唯论文’等硬措施,树好科技评价导向,改进学科、学校评估”[7]。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关于教育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政策性(规划的)知识,“存在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类型’,即规划的知识”[8]。这在教育评价知识生产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我们注意到,教育评价知识生产的依据都体现为“重要讲话”“两办意见”“国务院若干措施”等话语;而其意涵及话语深度在不断增加,这应该表达为一种知识效力的客观诉求,这由领导人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从“讲话”“意见”中的“改革”“改变片面做法”等宏观的指导思想和表述,到“国务院若干措施”“五部院专项”“教育部专项”中的“重点清理”要求,直到总体方案表达的“贯彻落实”等话语中可以显见到,也可以从“三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到“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直到“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数量变化中注意到。这种从上到下的知识生产使得教育评价成为中国教育知识生产中的一个“热词”。由于评价主体与评价对象之间的“非法”互动关系,产生了教育评价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二、教育评价何以成为一个伦理问题

       在对教育评价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路中,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Wittgenstein)的一段经典表达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他讲道[9]: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

       不可否认,教育评价问题的形成源自实践场景中的“五唯”。由此,在合理的意义上认识“五唯”问题就成为合理阐释教育评价何以成为一个伦理问题的基本前提。

       回归到教育场景中,论文、职称、学历、奖项都是其中的基本元素。也正是由于这些元素的存在,教育机构才被赋予教育的意义。换句话说,论文、职称、学历、奖项等都是教育场景中的符号,这些符号之所以有意义,在于这些符号中所隐含的事项,而这些事项的充足表达实际上构成了教育机构的合理命题,也就是“合法性”存在。在一个合理的意义上,本意所指是构成一个事物之所以为一个事物的基本的伦理向度,超出或背离其本意,就此而言,就会产生伦理问题,进而会形成伦理规制。当出于本意而进行的论文写作、职称晋升、学历提升、奖项获得,就是一种合伦理的教育展演。显而易见,“五唯”问题的出现,就在于其间所显现出的操作或表达超出或背离了这些元素的本意。在大众的认识层面上,一方面,“评价伦理问题广泛存在于从宏观的教育评价到中观的教育评价直至微观的教育评价之中”[10]。另一方面,教育评价对于“五唯”问题的发展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进行的知识生产(教育评价)出现了“合法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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