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1)01-0036-08 一、反本质主义的历史性出场 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问世至今已近20年了。在这20年中，对反本质主义的各种诘辨、反思、质疑乃至批驳一直未曾止息。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反本质主义不断自我修正、延伸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文论范式，但直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仍可看到关于反本质主义文论的思考与讨论，如：孙秀昌的《“反普遍主义”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1]、胡友峰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学建构》[2]、朱立元的《试论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若干问题》[3]、肖明华的《谁是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研究者》[4]等，表明反本质主义仍是一个常说常新且至今仍有广阔探讨空间的重要理论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学理和学术史层面对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做进一步的审思和清理，如此方可更清晰地把握反本质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而祛除可能存在的理论偏见。 “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的兴起，与20世纪后期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出现的现代性知识学“合法性”危机直接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知识学影响的日趋深入，现代性知识建构在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反权威主义”“反总体性”“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各种知识学“造反”理论的冲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性知识体系的“合法性”遭遇了严重危机。20世纪末以来文论界对于现代中国文论“本质主义”建构模式的质疑，一方面针对在研究方法上的本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则针对以“功能”来言说“本质”所造成的一种理论强制。例如，当文学的本质被界定为“意识形态”时，其理论思路即是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形成的，它内在地包含了一种对于文学的“能动性”社会功能的确认。因此，此种思路并非哲学层面对于本质的形上探求，而只是对于文学在社会现实的关系层面的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把握。问题在于，这种从“关系”层面把握的性质(“关系质”)往往在理论表达中被上升为“真理”，关于“真理”的自我定位想象使得那种给予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往往被视作一种绝对化的“公理”。这里面所包含的话语权力宰制亦是后现代知识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对这种“本质主义”的文论知识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反思，以陶东风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5]为先导，包含着哲学、知识学与社会学意义的“反本质主义”在世纪之交“多元共生”的知识学语境之中“历史性”地出场了。 反本质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意味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并逐渐影响到文论家们对于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反思和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思考的后现代主义知识观逐渐浮出了水面，现代性知识型与后现代知识型的理论分野由潜在状态走向了知识学的前沿，成为其后面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进行知识讲述时不得不予以关注和考量的重要问题。如果从学术影响的角度说，反本质主义堪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甚至“新时期”以来最具影响力和颠覆意义的理论“事件”之一。2001年陶东风发表这篇极具探索意义和“反叛”精神的论文后所引发的理论争鸣之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及理论影响都是超越以往的，学界的资深权威专家和学术新锐都因这一话题的提出而获得了一个新的问题域和理论阐释空间，使得人们只要试图去阐释文学的基本问题时都自然会想到“本质主义”这个概念。于是，人们或者为“本质主义”的理论立场辩护，强调自己追寻“本质”但并非“主义”；或者认同反本质主义的理论立场而否定那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追求。这也充分表明反本质主义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所具有的现实性与基础性，以及从这个理论基点出发进行文论知识建构所必然发生的“革命性”理论转折。 正如反本质主义的提出者的自我辩解和学界逐渐达成的一种“共识”，所谓“反本质主义”，其要义不在“反本质”，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反本质—主义”，而是“反—本质主义”。它所针对的，是现代性文论知识建构中常见的那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文论知识生产方式。因此，它的理论目的不是从理论上取消或否认“本质”的存在，或者取消对于“本质”问题的理论探讨，而是主张实现一种知识型的根本转换，以后现代的非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建构路径去追问“本质”如何可能、以何种状态存在以及由此关涉到的文学与审美实践问题。 在由反本质主义立场主导的理论视野中，现代性的文论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所遵循的大体上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所预设的理论问题具有先验性，即在设置问题的同时，已经预设了“客观存在”的唯一的确定性的答案，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封闭、僵化和独断等特征[5]。例如，在解释什么是“文学的基本原理”时，强调它是“文学现象中本来就客观存在着的一些基本道理”，它是“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的一门科学”。[6]①包括“文学是什么”在内的此类问题的提问方式及相应的探求其唯一“科学定义”的理论研究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知识之建构必然的历史性维度的存在常常是无视的。在陶东风看来，这种“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5]。因此，文学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定位于对文学进行“抽象化”和“哲学化”的理论说明，而应该充分认识和把握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建构所必然体现的历史化、地方化、事件化、语境化的知识学属性，在对于文学知识之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进行必要反思的基础上，以反本质主义的文论知识范式寻求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创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