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历史、形态与公共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肖明华,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基础理论与大众文化。江西 南昌 330022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在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进程中,出现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说。此说颇为费解,因为就常识而言,“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其实就是“理论”,而不能算作“文学理论”。然而,考察文学理论学科史,“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却时有发生。在文学理论的“当代发生”期,就出现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它虽然讨论文学,但却往往是对文学的挪用。在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型”时,也出现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即文学理论不完全是“文学”理论,而可能是“文学性”理论。强制阐释意义上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则主要表现在不尊重文学文本,离弦说象,断章取义,从而成为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对于不同形态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可以从公共性的角度予以分析、理解和应对。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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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0)11-0061-07

       文学理论,即是文学的理论。出于朴素的认识论,恐怕就会得出这一看法。持这一看法者大抵会认为,文学理论必定是对文学进行认知的理论,离开了文学或不指导文学的文学理论必定是没有合法性的。可是,学者金惠敏却在多年前提出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说。依其之意,文学理论虽然来自文学,但却可以不为文学“直接”服务,而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将“文学理论从文学中疏离出来,赋予其哲学的品格绝对是文学理论的大解放。文学理论离开文学,就是驶出小桥流水、向生活的大海破浪远航。”[1]金惠敏的说法无疑也有其道理。毕竟文学理论并非文学的依附者,它一旦发生,就会按照自己的文化逻辑发展,而后可能就独立远行。如此说来,“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是有一定合法性的。

       窃以为,文学理论虽然是文学的理论,“有文学”是文学理论的内在诉求,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可能有诸多存在的理由[2]。在认知文学理论之时,恐怕不能完全依据朴素的认识论来行事,更不能不加思考便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思辨的对象,它其实还是真实的历史现象。回到当代文论的历史,可以发现它有不同的存在形态。对此,当如何理解和处理,这无疑需要具体分析与区别对待。

       一、文学理论的“当代发生”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发生于五四时期。其影响,恐怕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简言之,即它实现了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对此,有学者非常精炼地概括为:它使得中国文论由传统的“诗文评”变成了现代的“文艺学”[3]。这种知识型的改变,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然而,在现代文论的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个文论的“当代发生”问题。即,在现代文论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当代”转型,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文论形态,以至于我们要理解当下的文论之所以如其所示,就有必要返回到当代文论发展的历程中去。对此,已有不少学者展开探讨。如,谢泳先生就曾指出,1949年前后的文学理论发生了变革。由于新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文学理论比文学史因此更受重视。[4]这是敏锐的看法,文论的“当代性”的确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真正地理解此后文论的“存在”。

       文学理论的“当代发生”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其实际情状的理解也很难做到全面客观。但无论如何应当承认,在文学理论的“当代发生”期,曾经存在过可命名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文论形态。它恐怕还在那个时期的文论“地形图”中占有主导地位。为什么可以称之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个中缘由乃是因为这种文学理论看似在讨论文学,在对文学进行理论言说,但由于它过于把文学当成了工具,基本不承认文学的自主性,它对文学的理论言说,其实是对文学“发号施令”。它太希望文学为一时一地的现实需要服务了,其结果就是让文学在失去自我的同时,也让有关文学的理论言说弱化了,甚至基本淹没了其学术的品质。这当然就会导致所谓的“文学理论”变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出现这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可以理解、且值得反思的:

       其一,就学术而言,文学理论的“当代发生”导致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出现。当时关于文学的理论言说并非为了获得有关文学的“知识”,毋宁说是为了获得某种文化上的“领导权”,它因此才借助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力量。如此,文学理论的范式无法不和政治关联起来。对此,有不少学人予以探讨,出现了“政治文论”[5],“社会政治范式”的文学理论[6],“政治—艺术模式”的文学理论[7]等。无论哪一种命名,都共同指向了政治。这种强大的政治效果,便表明了文学理论没有真正地为文学服务,而是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文学自身也是在为政治服务。这恐怕也必然就会导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在今天,作为知识形态的文论,它恐怕需要更具公共性的内涵。这是因为,现代学科意义的文论,它需要在其种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出现。它虽然不完全是抵抗的公共领域,但是它一定处于具有相对独立的调节地带。这样,它才能是现代文论。换言之,它的存在需要有公共性。陶东风曾有学理地指出,“依照阿伦特的政治观,极‘左’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灾难不能泛泛地归结为‘政治’化,而恰恰是它在‘政治’化外表下的非政治化,在于它缺乏真正的政治实践所需要的公共性——再强调一遍,这种公共性是以差异性、多元性以及自由平等的争鸣为前提的。”[8]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其二,文学理论的“当代发生”所产生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现象,对今天还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例如,它导致了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知识学”意义上的,而是“元叙事”意义上的。当文学理论过多地把精力放置于回应主流话语,文学理论可以不用于解读文学作品、不关心文学现象和问题,而只需要政论文式、策论文式地言说文学理论,藉此表达意识形态诉求即可。当然,我们不是要完全否认文学理论回应意识形态。毋宁说,我们是想要让这种回应更具专业性。在专业性地言说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同时,与主流话语形成呼应,从而实现文论知识的公共价值。如果说这是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那么这样的文学理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因为,此时所进行的对文学理论学科的自身言说,更多的是一种基础理论研究。

       二、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型”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伊始,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文学理论生发了文化转型的内在诉求。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出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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