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21)01-0003-13 20世纪90年代，教育学界曾讨论过教育学学科的生存处境，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教育学的生存和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步入21世纪之后，对教育学学科命运的关注，日渐被以课程、教学、教师教育为核心议题的教育研究所取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学学科命运的改善，学者常引用的李泽厚对教育学发展的期许(“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1])并没有成为现实。倘若教育学还想喊出它的最强音，在学科之林占有较为重要的一席之地，那就需要不断地进入旷野，冷静地反思自身。就反省的路径而言，古今之争是重要的，因为通过这一争执，我们可以洞见到“教育学”在“上学”或“成学”之路上的种种问题，进而思索前进的道路。进言之，单纯返回古典抑或单纯立足现代，视野都是狭窄的，只有同时将古典与现代置于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自觉地让古典与现代的争执显现在研究者的意识中，才能够洞见到教育学变化中的问题。有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以为古典的教育学早就断裂了，教育学应该立足于现代性与未来性。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是有问题的，因为无论作为人文学科的教育学如何变化，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如何让“人”成“人”，同时人又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所以没有谁能够建构出一种终极性的教育学。因此，不能以古典的断裂否认古典的意义，只有自觉地将古典与现代的差异与争执把握在自我的意识之中，人们才能够较为整全地洞见到教育学的本质和面目，为未来教育学的显现提供有力的支持。 本文只论“实践教育学的古今之争”，且将参与争执的双方设定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实践教育学，以及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实践教育学。之所以这么做，一是，作为理论，教育学探究的对象是“教育实践”，目的是“教育实践”的完善，方法亦要符合“教育实践”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学是“实践教育学”；二是，作为理论，实践教育学以“实践哲学”为理论建构的基石，这一点在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赫尔巴特那里有明确的表达；三是，就作为实践教育学基石的实践哲学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奠定了西方实践哲学的基础，康德的实践哲学则提出了一个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相对立的思路，给西方实践哲学传统增添了新的内容；四是，自安斯康姆1959年发表《现代道德哲学》以来，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与康德的义务论(德性义务论)的争执一直是实践哲学中的焦点问题，麦金泰尔在《德性之后》中就详尽阐述了二者的差异，并在批判康德中走向了亚里士多德；五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他们的实践哲学都无一例外地关注教育学。 综合这五方面的原因，我们开启了古典实践教育学与现代实践教育学的一场争执，目的在于借此洞悉实践教育学在历史变化中的得与失，思索实践教育学未来的生存之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分析框架以及篇幅的限制，我们仅就实践教育学领域中的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争执来谈，这绝不代表所有的古今争执，譬如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争执、柏拉图与卢梭的争执，以及其他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批判性分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另外，本文属教育思想史研究，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争执之于今天中国教育学的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先不作具体的阐释。若说启示，就是当下的教育学研究日益走向了实证研究之路，这是康德的实践教育学所隐含的路子(“原则—实验”)，并被后来的赫尔巴特的实践教育学继承。从古今之争的视野看过来，就会发现，这样的路子缺失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所谈及的那种不可确定化和精确化的“教育实践”以及“实践智慧”，而这恰恰是教育最“本质”的东西。赫尔巴特所奠基的“科学教育学”之所以会分裂，“教育学”之所以被人喊出已经终结了的口号，与教育学的研究放弃了真正的“教育实践”，而将其实证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一旦实证化，就一定是无人的教育学，因为人是不能够被实证化的。 一、古今实践哲学的分野与古今实践教育学的争执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古典形态的实践哲学。当历史步入近代，古典实践哲学的传统发生了断裂，以康德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登上了哲学的舞台，它在对古典的明确反动中彰显了自己的“新”。当然，既然同为“实践哲学”的阵营，那对“人的实践”以及规范“人的实践”的“实践理性”的探究一定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不过，一般而言，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关注的是人的具体的实践，那么康德的实践哲学关注的则是超越具体的实践的普遍道德法则；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把情感作为实践的动力性机制，且把德性视为一种实践智慧引导下的“适当的感受”，那么康德的实践哲学则把纯粹的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的基础和动力，所谓的德性变成了依据理性法则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智慧因为关涉具体的变化的实践从而是不确定的，那么康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智慧作为意志的活动则在道德法则一目了然的前提下具有了理论上的确定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基于人是政治动物的设定，那么康德的实践哲学则奠基在人的主体性上；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将自身与理论科学区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那么康德的实践哲学虽然与理论哲学区分开来，但因其同样是“形而上学”，所以又蜕变成了先验的理论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