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6-0102-09 英国教育史学兴起之初，传记叙事就是其主要编纂方式。传记叙事起源于对教育大师的历史赞歌。20世纪50年代至今，英国教育史学传记叙事模式主要有三类研究取向——社会史取向的教育者个人传记研究、社会文化史取向的女性主义教育传记叙事研究和情感取向的教育主体传记研究。英国学者通过这三类研究取向的传记研究，将大师个人传记研究扩展至社会群众、普通教育者、劳工阶层和女性的叙事上。同时，他们还引入私人化史料叙述传主的故事，明确传记阐释教育历史的“叙述限度”，彰显了传记叙事的价值维度，实现了教育史研究的视域转换，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传记转向”[1]。本文拟对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的兴起和发展状况进行回顾，深入分析不同取向的教育传记叙事模式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解读英国教育史学者如何在“传记”和“教育历史”之间实现平衡，以进一步剖析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背后的史学意义。 一、伊始之处：教育大师的个人传记及其历史赞歌 从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传记一直都是历史编纂的主要方法之一[2]。而在英国教育史学发展历史中，传记研究可以追溯至1868年奎克(R.H.Quick)的《教育改革家评论》(Essays on Educational Reformers)一书。奎克采用传记编纂方法对西方教育改革家的思想和活动进行研究。在奎克看来，教育改革家能够传递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教育发展的真正推动者和主要力量；教师通过对他们传记的阅读能够激发其传播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热情和激情。1881年，在《教育理论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ies)一书中，布朗宁(O.Browning)提出教育史研究不应只是教育改革家的生平和实践活动，而应是教育理论演化的历史，因此应关注教育家的理论思想研究。在《教育理论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ies)一书中，布朗宁以传记形式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教育家的教育理论思想进行阐释。之后，亚当森(J.W.Adamson)在奎克研究的基础上，将17世纪现代教育先驱培根、夸美纽斯等人的教育思想以传记形式介绍给读者。 1911年，科林伍德(W.G.Collingwood)的《约翰·拉斯金传》(The Life of John Ruskin)出版。作为拉斯金的学生，科林伍德用传记的形式呈现了拉斯金思想的发展历程，“这本书是在拉斯金在世时着手写的，他看到了本书的优点和缺点，得到了拉斯金的认可”[3]。在传记的最后一部分，科林伍德叙述了拉斯金1870～1900年在牛津大学任讲座教授及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任校长的经历。在科林伍德的笔下，个人传记就是一部个人思想史，在介绍拉斯金的生平中呈现拉斯金教育和教学思想，同时兼顾涉及的历史事实，尝试平衡“传记”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以“传记”引出“历史”。科林伍德的史学思想影响了教育史学界，学者们对传记题材的教育历史研究较之前的兴趣有所增加，并且更加注重在轶事和细节中记录和辨析史实，注重对史料进行考证和辨伪。 除了在教育史以及历史著作中以传记形式介绍教育历史上传递民族精神的大师的生平和教育理论、思想之外，还有一些关于教育家、教育改革家的传记研究，如《洛克传》(The Life of John Locke)、《约翰·弥尔顿传》(The Life of John Milton)等。这类关于教育历史上的大师——教育政策制定者、打破现有模式的教育管理者、推动教育改革的思想家的历史赞歌式传记研究，形成了英国教育史研究叙事模式中“传统的个人传记研究”[4](P609)。传统传记叙事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坚守教育史研究的“内在理路”，即通过叙述教育历史上传递民族精神的大师思想、实践、活动、理论，探讨教育史自身的发展变化。这种传记叙事仅仅是停留在教育史研究的本身来叙述过去教育者的故事，不涉及教育发展和教育者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其次，书写英雄史观视域下教育者的历史赞歌。在这些传记里，多是记录英雄人物、名人的生平和德性，将教育者视为民族文化、精神的传递者和教育发展的推动者，进而赋予教师职业神圣的光环，以此来激发和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教师职业。正如沃森(F.Watson)所说：“教师应该细查教育历史中的‘大师表’……”[5](P59)。再次，带有文学色彩的个人传记。受传统史学的影响，传统教育史学家将教育史学视为一门艺术，“教育史家的综合和解释工作与艺术工作相近，必须包含想象和直觉能力”[6]。学者们将教育者参与的教育事件故事排列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了一部关于教育者生命历程的历史作品，目的在于为人们树立榜样，提供参照，重视叙述的宣传和借鉴功能。因此，这样的历史作品需要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能够激发和推动读者，带有一定文学色彩的叙述以便呈现鲜活的具有影响力的教育者形象。最后，这些传记中很少涉及传主不好的地方，多是高歌赞扬，对其性格、思想中好的地方加以宣传，注意力放在大师身上高贵的品质和有利于推动当前教育发展的思想和实践活动方面，将历史知识固定在传记写作者的道德选择上。 二、批判与创新：引入“外在理路”的英国新教育传记叙事模式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界发起重新阐释英国教育历史的呼声，传统教育大师的个人传记研究受到批判。学者们认为早期的教育大师个人传记研究只遵循了教育史研究的“内在理路”，即仅是就教育谈教育，忽视了教育史研究的“外在理路”。所谓教育史研究的“外在理路”即教育发展变化与社会变迁、相邻学科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教育史研究应关注教育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随着教育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文化史转向、语言学转向和全球化转向，教育史研究的传记叙事模式进入了新教育传记叙事阶段。随着关注焦点和理论基础不同，新教育传记叙事模式内部出现了两类不同取向的传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