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垄断阶段之后，随着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也以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压抑和窒息着个体的人，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对个体的人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包含着对人的异化的关注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谴责。但是由于存在主义囿于个体的人，对人的情感、情绪等潜意识的因素作非理性的把握，看不到人的理性的力量，看不到人作为阶级的实践活动能够对社会进行的变革，因而，存在主义陷入到对人的现实命运的悲叹之中，成为人们自哀自怜的悲观厌世哲学。50、60年代，萨特试图改变存在主义哲学的这—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求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存在主义，使存在主义成为—种积极的人生哲学。因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建立起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相体系。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它是存在主义的变种，但由于萨特在阐发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一度被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并时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这就造成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一种误解，似乎萨特是一个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人学的空场，存在主义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输进新鲜的血液。事实上，萨特所作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他50、60年代以后所作的工作，正是在极力用马克思主义来为存在主义输液。 应当承认，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从克尔凯郭尔到萨特本人的《存在与虚无》所代表的传统的存在主义有所不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把个体的人放置到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但由于他的基本立场是存在主义的，所以他不可能在这种考察中形成正确的结论，即不可能在历史的进步中找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当然，萨特提出了历史总体化的构想，认为在人的实践中包含着历史的总体化。但是，萨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同时又是人的异化。所谓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非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异化无限循环的空间。因而，当萨特谈论历史的总体化时，他是一个乌托邦的浪漫主义者。当他思考人的异化时，他又是一个苦闷的悲观主义者。而且，陷入这种二难困境本身也是一种痛苦，也是存在主义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萨特终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义的理论设计。本文通过对萨特的社会集团理论的考察，可以看到萨特以个体的人为本的存在主义精神，看到他是如何在理论上深陷于个人和社会集团二难困境的。 存在主义是关于个人的理论。在萨特建立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前，存在主义一直是就个体的人本身来考察人，即关照人的情感、情绪等非理性因素，所以，在以《存在与虚无》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时期，萨特眼中的人是一个孤独的、独立的、自在自为的绝对主体。即使与社会发生关系，社会也只是他的选择对象。社会的价值就在于无条件地支持他的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只要是他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青年选择在家中陪伴自己的老母亲而不顾民族存亡，但却应得到肯定的理由。在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萨特开始把个人放置在社会之中加以考察，把人看作是在社会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主客体的统一。因为，人在把他人当作客体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客体。人在自我理解的时候也必然理解着别人，人与人之间是处于对立的统一体之中的。当然，社会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们在社会中经常看到的是集团，人总是从属于不同的集团的。而且，现实社会中的集团存在本身已经表明，人在理解自我的时候必须理解他人。如果人不能理解他人，处在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那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集团了。 萨特在考察社会集团的时候，并不是象历史唯物主义那样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每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萨特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萨特认为，集团形成于外部压力的威胁，由于这种威胁，使每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比如，在1789年6月，当法国国王惧怕发生一场暴乱而把军队调到巴黎时，使那些本来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间相互猜疑的巴黎群众，一下子意识到国王对他们的不信任，意识到他们即整个巴黎群众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把对自己的威胁也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人的威胁来体验，认识到在被国王的军队包围了的巴黎，每个人的命运是同全体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不再抢劫面包坊而去抢劫军械库，从而武装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由于国王的军队已经开进巴黎，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攻克国王在巴黎的堡垒——巴士底狱。所以，巴黎市民在攻占巴士底狱中组成的集团完全是由于国王的军队这—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这种集团中，“个人之间的联结，在其各种真实的形式上，是在他人的那里直接发现了人们自己的他者性的联结。”〔1〕是共同的危险把分散的个人实践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 萨特认为，巴黎群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结成的集团，是一个融合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行动，那就是“到巴士底狱去！”同时，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并未抹杀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相反，统一的目标和行动正是个人实践和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融合集团中，人性得到复活，自由得到恢复，在否定的君主专制的行动中，整个巴黎市民组成了一个共同的人。所以，萨特说：“融合集团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的突然恢复。”〔2〕也就是说，在融合集团中“每个个人都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作用；不是作为个人或他者，而是作为共同的人的个别体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