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述将分两个步骤，首先试图对总统制的很多弊端进行批评性的揭露。为方便起见，我将以总统制的典型对手——威斯敏斯特模式开始，继而在美国、法国的总统制和英国、德国的议会制之间进行比较。我希望这些论述能够充分暴露总统制的弊端，从而唤起人们寻找替代模式的持续动力。随后我推出一种具有新的分权结构的有限议会制体制，以实现多元民主的价值观。 一、反对总统制 为了突破围绕“民主”一词的哲学困扰，我建议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股政治力量应进行多少次选举来获得多大的立法权力？ 经典英国体制下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政体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建立在完全不分权的原则之上的。在该体制下，一个政党仅需赢得一次选举就可获得绝对(plenary)权力。 另外，在该选举中，每位选民只能投一票——也就是说，他不能既支持工党的议员又支持保守党的首相。选民惟一能保证自己支持的政党成员出任首相的方法，就是投票支持该政党成员当选议员。这就将每名议员的命运和其所属政党的领导地位联系了起来。如果政党不受民众欢迎，该党的个人议员也很难逃脱选举惩罚，因为选民惟一可以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投票反对当地的该政党议员。尽管在极端的情况下，广泛的不满也可能促使后座议员跳起来背叛本党领袖；但通常，个人的自我保护会导致大多数议员与党派领袖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因此在最大程度上使得内阁有能力顺利贯彻实施其政策。威斯敏斯特模式极大地加强了议会和政府的一致性，这样不仅以宪法保障了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最后一次多数民意统治，而且同时使这一宪法性约束日常化。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首相有权决定下一次选举的时间（惟一的限制是任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这意味着，如果首相认为某些政策会在以后的政治支持上获得回报的话，那么即使这些政策暂时不受人欢迎，他也可以在执政初期执行，而不会在同时冒着受到选举惩罚的危险。 （一）分权主义的回应。——尽管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但此处只提出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表达由“三权分立”提出的基本议题。在涉及政治合法性原则时，三权分立主义者的立场一致，他们反对仅凭一次选举胜利就向获胜的政治力量授予无限的立法权。这一立场造就了三权分立最独特的特性之一：不同立法机关的任期经常是相互交错的。即使某个政党在一次选举中赢得大胜，但为获得无限立法权，它可能必须还要赢得另外若干次选举。 在这个标准化的框架之中有很多不同情况，而现有的美国体制又非常特殊，且十分复杂，因此这里只假设一种更简明的制度：立法机关只有2个，即议会和总统，任期均为4年，每2年交替进行各自选举。甚至在这个简单化了的模式中，也会出现一些在非分权的体制中不会出现的现象。 1.僵局(impasse)。——最明显的是僵局问题：议会和总统可能被不同党派（或同一党派的不同派别）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在下一次选举之前如何进行统治呢？ 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强调迁就。彼此对立的当政者将采取说服和协商的方式打交道——与胜者全赢(winner—take—all)的威斯敏斯特体制所能够达到的任何结果相比，这种体制对更多的公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将其称之为“麦迪逊希望”。 第二种可能性是宪法崩溃。为搞垮对手，某一个权力分支发起了一场运动，瓦解了宪法制度，并使自己成为单一的立法者，或者进行一场支持性的公民投票(plebiscite)来装点门面。我将这一情景称之为“林茨噩梦”。胡安·林茨(Juan Linz)是比较政体(comparative government)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三权分立是美国最危险的出口品，而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国家一代又一代的自由主义者都以孟德斯鸠的理论和美国的实践作为立宪的指导，将立法权在分别选举的总统和议会之间进行分配。但这些宪政体制往往被不得志的总统们所摧毁，他们解散不妥协的议会，借助军队和非宪法性的全民总投票方式将自己任命为元首。从比较的观点来看，这些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大约30个国家采纳了美国式的总统制，其中大多数在拉丁美洲，而所有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曾经并经常反复地陷入林茨噩梦之中。当然，尽管每一次危机的发生都有无数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正如Giovanni Sartori所说的那样，这一晦暗的纪录“促使我们想知道是否它们的政治问题在于总统制本身”。 当然，除了麦迪逊希望和林茨噩梦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总统和国会之间可能不爆发全面战争，而只是进行无休止的相互诽谤、攻击、派系斗争。也许更糟糕的是，双方可能都利用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力而互相掣肘，使对方的行动举步维艰：国会将给政府制造麻烦，而总统则将不放过任何机会采取单方行动。我将这种情况称为“统治力危机(crisis in governability)”。 一旦危机爆发，就将导致恶性循环。为打破立法僵局，总统用单方行政命令来“解决”紧迫问题，而这些行政命令则经常超越正式的宪法职权；议员们并不抗议，反而庆幸他们得以逃避做出困难决定的政治责任；继任总统利用这些先例来进一步扩张自己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这些实践中的做法甚至可能被后来的宪法修正案所正式合法化。逐渐地，国会蜕变成发表蛊惑人心的辩论的论坛，而总统则对国会各主要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置之不理，一味独断专行。这种恶性循环已在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出现了，而这些国家最近才从军事独裁的阴影中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