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激情作为微观政治学研究的一块处女地，在当代西方社会已起步研究，但在我国政治学界还鲜有人触及。鉴于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启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势所必行，本文试图提出一管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政治激情就是指个人、群体或集体对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政治行为，乃至一个国家一种社会政治体制和制度所产生的爆发性的强烈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怨、恨、反抗和攻击，也可能是爱、支持、拥护和赞成。它可以如涓涓细流自然生成，也可能如暴风骤雨突然迸发，它可以是一股巨大的建设性力量，也可以是同样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甚或是一种平衡牵制力量。 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冲动力，它可以表现为政治盲动、政治风暴、政治革命，也可以表现为政治运动、政治参与、政治冷漠。作为一项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它常常会使一个国家的政局出现或风雷激荡或万马齐喑的种种局面。如果能正确认识并把握其产生发展的规律，就能够使其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反之，则可能构成对社会进步、稳定与繁荣的巨大破坏。 政治激情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宗教信仰及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但也可以是平等、自由、民主、公正、正义等各种普遍抽象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还可以是“均贫富、等贵贱”、“要面包、要和平”等一系列的政治宣传与口号。这些信仰、理想、意识形态、政治价值理念与口号，在政治家、理论家、意识形态专家、人文知识分子的阐述、诠释、宣传、教化下，会渐渐融入民众心理之中，一旦某些社会政治条件成熟，处于某一特定社会情景中的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与追求，就能够迅速被动员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冲动力。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过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政治家与第三等级联合行动的结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交互作用的胜利。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政治变革、政治革命，无论其成败如何，都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民众的政治激情。 导致政治激情产生爆发的原因有时是单方面纯粹的，如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思想文化原因，军事战争原因，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纠纷、外敌入侵，甚或是自然灾害等等，但有时又可能是这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陈胜吴广起义，主要是秦王朝残酷政治压迫的结果；百日维新的诞生主要是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大潮冲击下进行的一次改革晚清政治体制的尝试；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爆发曾激发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精神；而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五月骚乱”则是经济衰退、政治阴谋和种族歧视政策交互影响的产物；今年夏秋之交中国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也的确激发了全中华民族与天斗、与地斗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具体而言，由于政治地位、阶级背景、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思想价值观念、传统习惯心理及意识等的不同，政治激情在个体、群体、集体以致全社会各个层面上，都可能发生，一般说来，对政治生活特别敏感的个体，如政治家、半政治家、政客、人文知识分子等常是点燃政治激情圣火的先驱者，但只有整个民众的、全社会的、政治激情的产生和爆发才是一种真正或积极或消极的政治力量。并且，个体、群体、集体、社会各个层面的政治激情又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二 中国人一直不乏政治激情，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汹涌澎湃的政治激情史。从1840年英国船坚利炮撞开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海战、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中国人就总是在政治冲突的血与火中艰难前行。建国后，虽然风雷激荡的剧烈社会冲突与政治冲突没有爆发，但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政治激情并没有湮灭。相反，在半个世纪共和国风雨行程中，中国社会的政治激情曾有过三次大释放，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中国人的政治激情曾有过一次空前大爆发。 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彻底摆脱了百年耻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长江英军， 1950年出兵朝鲜，五十年代末在中印边界大败印军，六十年代初与苏联决裂，这一系列事件已雄辩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已不再是昔日“东亚病夫”。在国内，新成立的共和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政令畅通，政治清明，近半个世纪来的军阀混战局面至此终结，地主阶级、官僚阶级、大小资产阶级及各国反动势力被统统打倒或赶跑，工农大众扬眉吐气，中国人终于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正是这种空前解放感和对中国共产党感恩之情及对社会主义的强烈渴望之情，汇聚成一股中华民族的巨大政治激情，人民万众一心、意气风发地投入到建设新社会的巨大洪流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新中国成为当时全体中国人民理性、情感、意志、行动投注的中心，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都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各行各业好人好事层出不穷。郝建秀、苏长有、李锡奎、马恒星等是那个时代一系列闪光的名字。经济复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以及人们思想道德及精神风貌的纯洁、素朴与高尚，的确让人感到改天换地、改朝换代的全新时代气息。关于这一点就连许多到社会主义国家来访问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深有同感。美国的著名左翼社会活动家托姆·海登和斯塔·林德在五十年代访问中国时曾说：他们在北京一下飞机就能感受到到处都博动着热气腾腾的富有目的意识的活动。（注：《读书》1998年第9期，第103页。）而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她看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新生活的重建中获得精神上的再生。（注：《读书》1998年第9期，第105页。）正是在这种政治激情的推动下，中国在建国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三化一改”，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战胜了头号世界强国，恢复了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8年以前的中国到处洋溢着开国盛世的迹象。但这一美好开端随着1958年“大跃进”，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及中苏矛盾纠葛的产生被中断了。 但经过一段短暂的沉寂， 从1966年开始，中国人再一次卷入空前的政治激流与旋涡中，此即所谓“十年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