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化是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国家等政治现象之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接受被现存的政治制度所肯定和实行的政治信念和规范，形成特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则主要指政治体系经由各种途径，使社会成员具有合乎统治阶级要求的共同的“政治准则”、“政治价值”和“政治认同”等政治文化。任何统治阶级要想维护并巩固其统治，就必须努力通过政治社会化使其成员接受它的政治价值标准、传统和规范，并承担起责任和义务。政治社会化的程度，亦即社会成员接受既有政治文化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政治统治的稳定和巩固。如果社会不能使其成员接受既定的政治文化，那么人们将会对现存的政府产生严重的认同危机，导致大量的政治不服从行为，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 政治文化的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而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又取决于不同的政治文化。“在整个人类具备了高度全球意识的今天，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文化都夹杂着其他政治文化的成分，因此，一般说来均为异质政治文化。”东西方政治文化的相互交叉，当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相互并存，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趋向。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治社会化方式，应该在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方向的基础上，汲取我国传统伦理政治社会化和西方市场经济政治社会化之精华，发挥社会主义伦理教育的导向作用，注入市场经济的理性精神。 一 政治社会化方式可以区分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直接的方式即明示的政治社会化，包括公开交流有关政治对象的信息、价值观或感情等；间接的方式即暗示的政治社会化，则指影响人们对政治体系中相应角色和对象的看法的非政治态度的传递。考察中国2000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传统政治社会化，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政治社会化方式，且影响非常深远。 以小农经济与血缘宗法制度的结合为背景、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传统思想文化为养料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伦理政治观。建立在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基础上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个人的道德完善，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而社会的政治成功，则是道德完善的结果。政治统治的权力基础，不是经济上的富裕和军事上的强盛，而是老百姓的精神信念。治国安邦的根本途径，在于统治者把自己本性中的道德天良弘扬光大，引导和教化老百姓弃恶从善，提高精神境界，最终实现“无讼而治”的社会理想。个人的道德修养、家庭的伦常关系、国家的政治统治被置于同一坐标系中，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这一公式为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一条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为个体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政治角色，以及统治集团鉴别吸收新的政治成员提供了方向标准。中国传统社会由此获得了极具修复能力的超强稳定结构。 我国传统政治社会化，体现出非政治态度传递即伦理政治社会化的特点。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伦理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批判。但是，中国是一个传统悠久且沉重的国度，伦理教育源远流长，而且由于当代的生产方式多少还带有传统的痕迹，因此，伦理政治社会化方式的影响，不可能根本消除。现实社会生活中，封建专制、裙带关系现象，成为腐败行为的根源之一；而父慈子孝，家和业兴等景观，又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些都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传统伦理政治社会化的正负效应。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没有理由也绝无可能完全排斥传统伦理教育功能的存在。文化大革命对伦理教育持极端排斥态度，给政治社会化所带来的后果，已经成为公认的历史反证。 伦理教育与政治社会化紧密相连的另一原因，是伦理社会化本来就是政治社会化的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将此二者结合得特别成功而已。首先，从人类社会化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国家出现前的原始社会，由于任何一个氏族成员都不能离开氏族而生存下去，所以，氏族制度，它的风习、禁忌，构成了氏族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自然界的逐渐人化，人本身的逐渐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必然要打破那种存在于原始人中的天然秩序，建立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于是原始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逐渐学会识别“有利”和“有害”，并把这种利害关系予以扩展，形成了“善”和“恶”概念的雏形，由此推衍出正义与非正义、勇敢与懦弱、祸和福、荣与辱等道德观念。人类早期的道德教育，就是使新生代掌握、内化那些调解各种利益矛盾、维系社会秩序及怎样理性做人的观念和规范。后来，随着生产力与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于是，也就出现了政治社会化，或者说，社会将道德社会化中打上政治烙印的部分，列为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即使如此，道德社会化仍然是政治社会化的基础。而作为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消除政治社会化，回归完整的道德社会化。 其次，从个体社会化阶段发展来看，感情倾向“常常是在人生早期形成的，并且在面临新的经历时表现出相当大的持久力”。但是，人生早期的政治感情，也只有在其具有初步的社会伦理意识时才能产生。个体的伦理意识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认识自我的过程本身就包含或孕育着伦理的思考和道德的认识。离开了“你”、“她”、“他”，“我”是无法自我认同和自我确证的。在认识了他人的同时，“我”开始形成道德意识，先是接受家庭伦理的教育。随着儿童的身心发展及实践范围的扩大，在家庭伦理之外逐渐加入有关社会伦理的内容。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对政治体系的象征的依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