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关注英美文化的人都知道，英语国家的人们似乎天生地厌恶国家主义，天生地不信任政府，似乎总是在抱怨政府做了什么坏事，或某项可能出台的政策会侵害人民的权益。人们甚至热衷于争论，政府究竟是否太“大”，或者说此时此刻其实并不那么“大”。可是另一方面，与主要西方国家相比，英语国家的国家治理虽说不上最好，至少也居最有效率的前几位。国家治理需要资源，这资源又主要来自税收，而税收或者说适当的税率并不是国家主义，而是治国之必需，强国之根本。英语国家个人所得税率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虽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偏低，但同我国相比就不是高一点，而是高出起码一倍以上。各国有各国的国情，简单比较并不恰当(比方说我国国企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很大，对国家财政贡献也较大，但造成的问题更大，两两相比并不“合算”，所以要理清关系，攻克国企改革的难关)，但如果说发达国家的汲取能力强过我国，则是没有问题的。 民主应以善治为根本目的 在当前形势下谈政改，谈民主，而不谈民主与国家的关系，是片面的。光讲西方民主的三权互制、多党竞争、人民主权、全民普选等，而不讲西方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加强国家的作用，提升国家的能力，是不尊重事实的，是有害的。 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政府权力基于法制的适当集中和合理使用，就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正义、国家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最终就不可能有好的民主。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欧洲国家如英、法、德、意等，无一没有经历过一个基于法制的政府权力集中、国家能力强化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在民主化进程如火如荼的19至20世纪，国家权力不仅丝毫未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这表明，民主化是有利于国家权力集中和国家能力加强的，二者应同步进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历程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这一现象不仅为考察美英民主的托克维尔所注意到，也为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历史所证明。而凡是没有经历这一过程，却又东施效颦照搬西方民主的国家，不仅民主大打折扣，而且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一直不佳。 古往今来，无论何种民主，也无论我国未来会实行何种样式的民主，都不要把它绝对化和神圣化，都应承认，民主应以善治为根本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在盛赞英美民主的同时，也赞叹两国政府的权力集中程度大大超过先前时代。如果政府不能适当集中权力、行使权力，连起码的公共秩序也不能保证，那“民主”了又如何？在托克维尔的思路中，良好的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有效表达，不良政府不仅不表达公共利益，反而危害公共利益。 早在19世纪中下叶民主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英国和美国便通过集中政府权力加强了国家权威，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强大国力。据托克维尔观察，“在现代，英国政府权力很大，政府集权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点：国家就像单独一人在行动，可以随意把广大群众鼓动起来，将其全部权力集结和投放到所想指向的任何地方……美国的政府集权也达到很高水平。美国国家权力的集中高于欧洲以往任何一个君主国家。每个州不仅只有一个立法机构，而且只有一个可创造本州政治生活的政权机关；同时，一般也不准数个县的议会联合行动，以防止它们图谋僭越其行政职权而干涉政府的工作。” 不难看出，托克维尔所看到的美英民主的实际情况，与很多人陈旧的民主观有相当不同。一直以来我们以为，民主是专制的反面，而专制就等于集权，即当政者垄断一切政治权力。我们没能意识到，政府权力的适度集中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不如此便不能有效提供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大量公共产品。我们没能意识到，民主对于西方人来说虽是一种政治形式，一种不同社会集团藉以和平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机制，但这并不等于民主不能够、不应该加强政府的权力以提高国家能力。不仅19世纪中叶的美国和英国，而且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以及埃尔多安执政的现土耳其，都是政府在应集中权力之处适当地集中权力以有效施政的实例。我们也没能意识到，先前那种以为民主与政府权力呈反比关系——一个国家越民主，政府权力便越不集中；反之，一个国家越不民主，政府权力便越集中——的看法是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较之传统君主制度，英美民主因更好地解决了执政合法性问题，所以使政府能更有效地集中权力行使权力，使国家权威、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从而更可能实现善治，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 普选与善治并无必然联系 从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民主也无不是以高效能的国家为前提的。法、德、意等强国的民主无一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家能力基础之上的，无一不是通过公民参政及各种形式的权力制约而大大提高国家效能的。尤其应注意的是，欧美各国在尚未实行全民普选之前，即1850至1939年之间，便已经大体上实现了善治，获得了相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强大得多的国家能力。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普选是善治和强大国家能力的结果，而非原因；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固然至关重要，但是普选与善治之间却并无必然联系。 然而，在对内推行普选和对外确立霸权的过程中，欧美政客和舆论界并不关心非西方世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不仅片面地把西方式民主神圣化、意识形态化，还把这种民主当作普世价值到处推销。很多西方人有意识无意识地假定，民主或基于普选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是他们取得治理成就的原因而非结果，这就难免成为话语的俘虏和观念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主话语迅速膨胀，在军事和经济霸权的裹挟下，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压力。落后和弱小的国家抵抗力差，很快被忽悠进去。它们根本无法认识到，国家尚未成型，是玩不转西方式民主的；有国家而无民主，或民主程度还不够高，尚能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最后再实现民主；有“民主”而无国家，则必动乱不已，灾难不断。西方民主崇拜者最不愿正视的一个事实是：非洲国家搞西方民主者众，能正常运转者却几近于无。国家尚未成型，国家意识和国家传统仍极薄弱，便“民主”了，结果可想而知。身体极度虚弱，却囫囵吞下一大堆难以消化的黄油、干酪和牛肉，哪有不胃绞痛，不上吐下泻的道理？民主在非洲水土不服，西方是负有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