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文明界面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其中不仅内涵着政治制度、体制、法律、规则和相应的理念，而且内涵着政治体制和政治法规的结构合理与程序合理，包含着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的合理化与现代化。因而，任何形式的暴政、专制、独裁、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等等都不是政治文明，而是政治愚昧和政治野蛮。也就是说，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成果，包括制度、规范、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多个层面，这些成果的合理性程度则是政治文明的体现；同时，任何人类社会文化成果都必然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惟有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与调整过程中，这些成果的合理性才是可能的并且是可以认知的，因而政治文明必须要在社会政治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中，在社会政治主体——人的精神、行为中体现出来。离开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的合理化与现代化，政治文明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由于缺乏实际操作与考量的过程而流为空谈。如果上述的界定可以成立，那么政治文明除了内涵着政治体制和政治法规的结构合理与程序合理，还必然包含着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的合理化与现代化。 这样，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普遍提升人们的人格素质，促进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的合理化与现代化？诸如那些已经潜入人们的社会意识甚而渗入灵魂的“权力崇拜”观念等等（注：我们可以认为，当前“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意识已经弥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而殃及少年。典型的例证见：《今晚报》2002-06-02第6版报道：56名学生56个“官”（新华社石家庄2002年6月1日专电，记者张洪河）。责编提示——班主任：孩子当“官”意识太强了；家长：对孩子当官格外感兴趣；学生：将“官职”大小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尺码。），怎样才能弱化？依照我们多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答案似乎十分明确：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方法不仅长期以来受到重视并普遍施行，而且历史证明，政治教育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一、政治教育的方式与合法性 在我国，自近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教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的教育手段，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重要途径，从而形成了革命工作的优良传统。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教育与现代政治学的理解略有不同。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政治教育属于“直接政治社会化过程”[1]，在革命传统中则通常亦被称为“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依照当前学术界的一般理解，作为革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它是统治阶级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阶级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进行的社会教化。[2]如果从政治学角度看，这一界定实质上指的就是“直接政治社会化过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政治教育旨在形成人们正确的政治意识，正确认识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3]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教育始终受到高度的重视。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从而奠定了政治教育在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自20世纪50年代直至今日，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种管理方式。 1.政治教育的方式 政治教育的具体方式有多种，总体上看，这些方式都带有鲜明的“灌输”特性，表现为施教者自上而下向受教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者则永远处于被动地接受教育的位置。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于灌输的方法不仅认可，而且提倡。例如，列宁就提出了必须不断地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他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4]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表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具体言之，以灌输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领导人讲话。集会演讲是革命时期实践政治工作、发动群众战胜敌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毛泽东就非常善于采取这种方式，将深刻的革命理论转变成通俗的百姓语言，为人民所接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领导人讲话成为政治教育的传统方式，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战争动员，还是和平年代的政治运动，这种方式总是十分有效的。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领导人面向全国人民的讲话会产生显著的社会政治成效。典型的例证如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方谈话”。 第二，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提出的口号、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等。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政治生活中，中央文件具有最高法规的权威和效力，同时，中央文件也是贯彻政策、宣传主张和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是通过群众对这些文件的有组织地学习，使得党中央和国家的政治要求、政策原则为群众所认同，从而达到坚定信念、统一行动的目的。例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和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口号和题词，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社会政治行为及道德风尚等等，都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念通常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而普及社会并深入人心的。典型者如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使得“雷锋精神”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典型象征而在一夜之间被全国人民所接受，成为几代人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方式简便易行，便于普及宣传，因而时常运用，以致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各自的口号。譬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等等。 第三，学校政治教育课。依照现代政治文化理论，学校教育属于“间接政治社会化过程”。学校教育在一般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开设政治教育课程始终得到重视。自50年代以来，我国在中小学普遍开设了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教育；在大专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课（简称“两课”），以及“形势与政策”教育课，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另外，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中，都设置了政治课程。可见我们对学校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视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