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先生魂归道山。大约5年前，因为校对《亚洲价值与人权》一书，笔者围绕狄先生的道学在《读书》发表过一篇评述，也顺带澄清坊间流传的一些误读。①斯人已逝，在追思文字中，方知狄先生的另外一个中文名字“狄培理”，乃是二战期间钱穆先生所取，颇合其一生弘扬理学的志趣，也更为本人认可。 在《中国的自由传统》这本极具争议之代表作的引言中，狄培理坦言钱穆对他研究中国思想的影响为时最早也最深。钱穆的卓越成就，在狄氏看来，是与17世纪的儒者黄宗羲联系在一起的。梨洲在晚清是中国人接引西方民主思想的主要中介。继起的革命浪潮则否定儒家传统与现代转型的正向关联，而这种文化态度正是钱穆一生致力抵抗的。狄氏盛赞：“钱先生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他继踵了黄宗羲的典型，保存(虽然不是绝无批判地保存)了新儒家的遗产。”② 狄氏认为，钱穆晚年所作《朱子新学案》，好比《明儒学案》之于晚年梨洲，均是“为往圣继绝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狄氏看来，是传统儒者对中国政治提出的最全面而系统的批判。狄氏在行文思考中虽不断向钱穆致意，汲取灵感，却没有注意到宾四先生自身的“明夷待访录”。与此对应的作品，最典型者就是向为论者所忽视的《政学私言》一书。该书稍早于狄氏向钱穆问学，发表于1940年代中期。③ 一、明夷待访：立国之道的终生追寻 抗战时期的国难危机深深刺激了一代学人，钱穆广为人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都是此环境中的发愤之作。《政学私言》中作品多成于1944年-1945年间，其时作者方辗转病榻，感痛于内忧外患。除了抗战，此书还与另一大事因缘交会，那就是抗战后期逐渐展开的多党共商国是、谋求宪制重构。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确定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隐然开启现代国史上的又一个制宪时刻。时值梁漱溟先生来访，钱穆以此书相赠，梁先生认为书中所言似为政协会议进言。清末民初以来的历次制宪时刻，如康有为、张謇、宋育仁、汪荣宝、章渊若等人不绝如缕地促动人民注重宪制的传统维度。梁漱溟有此观感，亦不足为怪。 不过，钱穆并不认同这一意见。他把这本依据中国政治传统论述五权宪法及“五五宪草”的文集称为“私言”，实在是意味深长。 “私言”的显性缘由，在钱穆自序，是自谦不谙政情、不隶属活跃于公共时潮的政党，也远离构成时代主流意见的党论和主义。这只是意识形态浪潮下的书生论政，一个儒者努力与时潮保持距离的孤寂言说。他向梁漱溟解释，不求当政者必从，亦不在意一时之获称。当时，他更有兴趣的是梁先生关于合作创办文化研究所的倡议，且主张不必执着等待政协结果而定，独立耕耘讲学才是影响深远的根基大业。 从这一定位看，《政学私言》恰似《明夷待访录》，并不必将政治理想寄托于所在世。结合书中《道统与治统》一文提出“百家言”论说，“私言”之谓，其实还蕴藏着作者的某种微言大义。钱穆认为，自西周王官学解体，来自民间学术的某一“家言”(私言)往往透过竞争逐渐成为社会新主导思想，进而影响政治发展。在上之“主义”易于教条僵化，势必不能阻遏新思想上升并扩展。而新思想初起，往往边缘且微弱，但只要与中国传统大精神趋向相呼应，就有望成为新的公论。私言，还是公论，关键在与中国文化大传统能否赓续融汇，而不在于是否风行一时、当令于时潮。④谈论中国政治，揭示政理精神，若根植于外来主义，终非长远之计。这一点，在钱先生1988年初刊定《谈当前学风之弊》(收于《学龠》)中，有系统畅发。同样，在这篇极为重要文章之终尾，钱穆仍谈及抗战期间与梁漱溟的分歧，并为后者不能脱离政治纠纷、深耕讲学大业而慨叹。⑤由此返观《政学私言》之立意，一时一地的政局固然有其影响，却不必拘泥于此，更须体会作者着眼长期政学演变的“待访”意向。 与《明夷待访录》相似，《政学私言》基于现代语境提出了对中国政治传统的系统性诠释和评价。前者论题涵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等。《政学私言》针对五权宪法，论述了其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关系、选举与考试、元首制度、道统与治统、人治与法治、地方自治、首都问题、农业国防、政治家与政治风度等主题。这种结构上的趋同，本是中国政治传统自身内在延续性的反映。钱穆与黄梨洲一样，内在于整个大传统展开审视，不因天崩地解而自毁自弃。不同之处可能是，钱穆所处的文化政治氛围，较梨洲时期陷入了更大的自我否定。钱穆依据其文化智识与信念，试图延续并激活中国政治传统的内在生命力，面对的是更为决绝和狂热的反传统时代狂澜。 “中国传统政制，虽为今日国人所诟詈，然要为中国之传统政制，有其在全部文化中之地位，无形中仍足以支配当前之中国。”⑥由政制问题而进一步否定文化传统、乃至文化、国族身份者，是中国现代智识的一大病灶。钱穆在《政学私言》中恰恰是要直面传统政治的现代潜能问题。诸如道统与治统、人治与法治、建都和自治、元首与国民这类大论题，不仅针对宪法理论和方案而阐发时论，更围绕现代立国议程而开拓关乎一国根本构成的宪制论域。现代中国的宪制言说可谓代有不穷，花样纷呈，于其间能审慎而精到把握文明与政治这两层传统大义关联的努力，则难能可贵，尤显珍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