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4)05－0009－0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根本体现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即政治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就如罗伯特·达尔所说的，“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发生了异常规模宏大而又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颓败能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其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们最后的堡垒中去。”[1]如何改造已有的精英主义民主模式，重建西方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成为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家面临的重大课题。正是西方国家政治系统危机集中体现了西方民众对西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不满和反抗，体现了民众通过扩大参与来弥补西方精英主义民主制度的缺陷的诉求，进而推动了公民参与运动的发展。因此，总体来说，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一种体现和回应。本文试图通过较为详细地分析当代公民参与运动兴起的社会系统性因素，展示这些因素对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发展的影响，为我们理解西方民主的发展历史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一点启示。 一、公民参与运动的经济性起源：经济发展中的公民认同危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加剧、科技发展与人的境况异化、经济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异化，这些因素导致民众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满和参与诉求的扩大，推动公民参与的兴起。 (一)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加剧 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兴起首先跟西方经济发展及其产生的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政治理论家利普赛特关于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的关系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2]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据统计，在1950年至1973年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是先前和随后时期(1820－1870,1870－1913,1913－1950以及1973－1979)的两倍之多。1952—1965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8％左右，创造了“经济奇迹”。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4.4％增至60年代的5.2％。战后，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进入富足社会。有学者指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超越了先前的所有历史时期，‘黄金时代’似乎已经到来”[3]。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消除固有的社会矛盾，尤其是经济的不平等随着经济的增长也愈加严重。产生了经济学家罗宾逊所说的西方“富裕中的贫困”现象，即战后25年中，西方国家财富的增加和贫困并驾齐驱，“当经济在上层继续进行时，愈来愈多的家庭在下层则被驱逐出来。虽然财富增加了，但绝对的贫困却增长了”[4]。西方社会物质上极度饱和的状态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更为糟糕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经济不平等的趋势有着恶化的趋势。社会底层的变化尤其明显。在英国，1980年，总人口中最穷的10％占有可支配收入总额的4％。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所占的份额进一步下降，占总人口1/3强的穷人只占有3％的可支配收入。1997年的相对贫困水平是20世纪60年代的2倍，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3倍。[5]在美国，从1968－1994年，美国最富有的20％家庭年均收入从7.3万美元增加到10.5万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增加了44％；而最贫困20％家庭的年均收入只从7202美元增到7762美元，仅增加了7％。据统计，1994年占人口25％的上层阶层在全美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为44.6％，而占人口25％的最低收入阶层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只有4.4％，1995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1，属贫富差距悬殊的范围。[6]20世纪60年代之后，富人们开始大把大把地将钱送给一些保守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支持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减税、削减社会支出，这进一步恶化了经济不平等。新的经济不平等，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团结，使传统的自由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社会共识出现裂痕，出现对自由民主制度认同的危机。“人人都感到了根本性变化带来的结果，即使自己的工作目前看来还是稳定的。担心未来和感到毫无保障的情绪正蔓延开来，撕裂着社会的内部结构。”[7]至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不平等推动着底层人民开始积极参与到实际政治生活中来，为自己寻求经济上地位的改观而努力。总之，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平等主义和公民参与的压力在增加，允诺和期望之间的鸿沟甚至更为加宽。 (二)科技发展与人的生存压力剧增 “人的境况”是阿伦特用来表述对西方现代性内在困境的一种忧思。科技的发展对现代人的境况的异化尤其突出。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是工业生产的迅猛发展的结果，但是生产中新技术、新工艺的广泛采用，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的不良后果。一方面，科学技术加深了人的异化，造成人的压抑。科学技术成为生产生活中一种决定因素，个人在庞大的机器和自动化程序面前无力感空前增加。技术的进步也取消了个人在创造财富和从事服务时自由做出决定的需要，个人逐渐变成生产消费品的奴隶和附属品。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个人受制于科学技术和产品的程度就愈强。另外，自动化和机械化不仅在工厂中而且在家庭里用人与机器的联系代替了人与人的联系，在粗放的手工劳动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丧失殆尽。这些被马尔库塞称为“科学技术对人的‘攻击性’”的现象，使许多人在工业社会中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压抑，致使他们对传统的经济思想——生产至上、效率第一等等——表示怀疑，甚至对整个科学技术本身丧失了信心。同时，各种毁灭人类的新式武器的相继问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核竞争，把一层浓重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越来越多的人(其中也包括科学家)有这样一种想法：面对着科学应用的混乱局面以及当前制造威力越来越大的毁灭手段的严重威胁，对科学工作加以限制是否会更好一些。这些人论证说，要使社会进步与社会道德适应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这需要时间。”“对我们来说，技术革命进行得太快了，要是能把这一革命停止住(如果可能的话)，以使我们的思想和理解力能迎头赶上，那倒是一件好事情。”[8]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平衡的严重失控。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由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环境问题已经是世界发达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各种公害事件频频出现，如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等。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狂澜以来，急速发展的生产力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更加严重，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更大，从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生态后果。正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那样，战后环境污染问题的蔓延，是由技术发展引起的社会“丰裕”而带来的必然社会失调现象，“财富越多污染就越严重，将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9]。生态环境的恶化促使人们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产生了广泛的不满，对政策的合法性也产生了质疑。人们发现，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已经直接侵害到自身的生活环境，再也不能消极地面对生态危机，而是要积极行动起来，环境保护首先成为公民直接参与的重要领域。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义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