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极其巨大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政治作为社会的神经中枢，对这种影响自然更加敏感。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经常会用到这样一些词汇：媒体主导现象、媒体时代、媒体民主、媒体社会等等。这些词汇描述了欧美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媒体正全方位地模铸着当代政治。1999年10月至2000年4月，中央编译局陈林博士和中央对外联络部郭业洲博士应弗里得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邀请在德国访学期间，多次就这一问题与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进行探讨。随后，迈尔应邀来中联部和中央编译局作相关学术报告，双方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这篇对话作为这些学术交流活动的产物，将集中讨论西方社会媒体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包括媒体怎样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媒体社会中政党行为模式的变化以及在政治媒体化过程中政党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和限度等。 从政党领袖的媒体形象谈起 迈尔：进行抽象的理论讨论总是很累的，我想不妨把它做得轻松一些，形象一些。我先谈谈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新的一些发展，通过这些发展可以看出，媒体和政党政治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你们知道，在1997年到1998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一个公开的争论：到底应让拉封丹还是让施罗德担任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这个问题要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会很容易解决。那就是，经过党内的充分酝酿和讨论，由党的有关机构根据党纲的要求选一个能更好地代表党纲的人来担任候选人。可是，这一次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产生却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实际上导致了一个时代的出现。 郭：可不可以说，施罗德成为联邦总理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媒体制造”的道路。他不是在党的支持下成为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的，而是媒体，或者说是他通过媒体，将自己强加给党的。 迈尔：正是如此。施罗德在这个时期，即1997年到1998年初，得到了媒体的巨大支持，在媒体世界中游刃有余。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把目光集中到施罗德身上。虽然党内大多数人支持拉封丹，但最后党的有关机构还是宣布由施罗德，而不是由拉封丹担任总理侯选人。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媒体和政治间的辩证关系的考虑。党的领导层认为，在媒体时代，党的首席代表不仅要懂得党纲，更应当懂得媒体的要求。只有选一个能够在媒体中很好地推销自己的人，社民党才有更大的希望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才能赢得大选，也才能有实现其纲领的机会。 郭：施罗德对媒体的有效利用，早在1993年他同沙尔平、维措雷克—佐伊尔竞争社民党主席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要不是施罗德和维措雷克—佐伊尔都作为党内的“左派代表”使左派的选票分流的话，凭施罗德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沙尔平是不可能如愿当选的。这次施罗德在继续迎合媒体的同时，为了同党内传统派领袖拉封丹竞争，他不再以“左派代表”的身份出现了，而是充当了党内现代派领袖。包括被称为“德国版本的第三条道路”的“新中间”理论，实际上也是施罗德为了引起媒体的注意，为了使自己明显有别于代表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拉封丹而提出的“概念”，个中并没有多少新内容。我认为，“新中间”不但不能成为一个“理论”，甚至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竞选“口号”，而只是一个竞选“招牌”。 陈：这其实涉及到政党的纲领和政党领袖的媒体形象，哪个在选举中能起更大作用的问题。布莱尔的新工党赢得1997年选举胜利，可以看作是政党领袖通过完美的媒体形象成功进行政治推销的一个经典例证。竞选过程中每一次成功的活动，从活动内容到活动方式，从活动场所到活动参加者，事无巨细，都经过媒体专家的精心设计。政治辩论随着选民的兴趣转移，而不按照党的政治纲领或选举纲领的要求进行。还有1992年的美国大选。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当时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克林顿那充满激情的“帅哥”形象，一开始就把老成持重的老布什给比下去了。许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认为，他们的国家更需要的是朝气而不是经验。绯闻不断的克林顿，仿佛真成了美国人“朝气”的象征。更有意思的是，在意大利的一次地方选举中，墨索里尼的孙女，一个并不出色的三级片演员，也凭她“光彩照人”的媒体形象当选为议员。政治纲领似乎并不重要了，谁漂亮就投谁的票。 迈尔：更确切地说，应当是谁在媒体面前表演得漂亮就投谁的票。在电视成为第一媒体的今天，情况尤其如此。如果不是靠电视，而只是靠印刷媒体，像里根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总统。里根之所以成为美国总统，主要靠电视传播他的形象，推销他的演技，使其获得选民的支持。媒体看重施罗德，也主要是因为施罗德了解媒体的报道方式，了解媒体的运作逻辑，投其所好，使自己成为一个受媒体宠爱的人物。这就逼迫党不得不接受这个候选人。媒体影响党的机构做出重大决定，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党的机构的最后决策只受党内意见形成过程的影响，这是媒体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这个特点的展开，使得社会民主党赖以取得成功的两项传统资产——改良主义纲领和群众性党员队伍反而成为次要的了。党的首席代表人物要从他们是否具有最大的媒体魅力的角度被选出来，党的纲领也要以它们能够按照传媒规律以最佳方式得到传媒支持为准则而加以修饰和增删。这里边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陈：有朝一日，西方政党将不再是某个或某几个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而是一个纯粹的选举俱乐部。纲领正确与否不重要，党员人数多寡不重要，只要领袖具有魅力，口号提得响亮，选举就能“炒作”成功。至于选举获胜者上台以后，从他采取的政治行动里究竟还能不能多少看出一点他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姿态，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郭：现代媒体确实为所有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在这个新的“竞争平台”上，政党的成员力人数多少不是决定性的，政党的政策主张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也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政党的政策主张是否具有“可宣传性”。德国的几个具有极右翼倾向的政党如共和党、德国人民联盟，他们基本上无政纲可言，被选进一些州的议会后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从政能力，但他们的长处是能对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出现失业问题时，他们就叫嚷“优先安排德国人就业”；欧元替代马克使不少德国人感到惶恐不安时，他们又立即将反对欧元协商写上自己的旗帜；外籍移民明显增加时，他们又高呼“不要让德国人在本国成为少数民族”等具有明显排外色彩的口号。其实，将这些口号串联在一起，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政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