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楚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中国边疆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出现于2000年。近年来,这一学科发展很快。但由于这一学科所具有的交叉复合性和历史重叠因素,使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相当的模糊。它与传统的中国边政学、民族学关系紧密,但又有着显著的区别。不弄清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特点以及与中国边政学的联系和区别,就难以发挥其在建设和谐边疆和处理周边关系中的作用。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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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8)04-0054-05

      随着中国边疆政治学在国内高校教学与研究领域影响的扩大,有关中国边疆政治学与传统中国边政学的关系开始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吴文藻先生于1942年在《边政公论》发表的《边政学发凡》一文中认为:“兹以人类学观点为主,而以政治学观点为副,来作边政学初步的探讨。[1][p.214]标志着传统边政学是在民族学、人类学范畴内开展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这一传统至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续着。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对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以及相关学科的关系特点进行分析,以利于学科发展。

      如果以为“边政学”就是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简称,那就错了。事实上,“中国边疆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始于2000年。在此之前,人们把边疆政治看作是与边疆经济、边疆文化一样的概念。也有人认为边疆政治是广义的边政学,探讨能否重振传统边政学,能否重新发挥传统学科的优秀之处而又摈弃其固有弊端。即使是这样的讨论,在1980年至2000年的中国学界也是囿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因为,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不但少而且研究专业也过于狭窄。他们当时无法把中国的边疆问题从历史学、地理学中提升出来,而宁愿固守“史地”的圈子。虽然已经意识到需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来完成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使命,但是在选择“边政学”还是“边疆学”的问题上,耗费了他们大量精力和时间,依然没有达成实践和理论上的统一,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时代的要求和实现这种要求的历史发展阶段没有达到。今天看来,有关这个问题可以明确的是:传统边政学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这个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已不适应当下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发展需要。

      “边政”这个概念产生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它“系指封建王朝镇守边疆的军政官员所执掌的事务,明代嘉靖时期陕西监察御史张雨就曾撰写过《边政考》”。[2][p.56]但到清代,“边政”的执行对象变成了执行者,也就是“边政”的客体变成了主体,使从中原汉族为主体角度研究周边地区和民族的“边政”变得不可能。相反,如何封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往来关系,以利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成为满清统治者开始考虑的主要问题。

      然而,1840年以后,随着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加深,特别是对中国周边领土的强盗式的掠夺和对原来朝贡国家的强行剥离,使中国陷入了强烈的内忧外患。内忧即国内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激化,外患即来自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内忧”属于“内政”系列,“外患”属于“边政”系列。所以,清末和民国早期重提边政时,就是强调“边政”是相对“内政”而言。显然,“边政”复兴到“边政学”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志士仁人针对当时国情提出来的,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一是丧权失地,外患严重。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众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的封建制度尤其如此,尽管很早就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哲理名言,但这只是告诫统治者不能过于压迫百姓。事实上,民众也很难有效地参预政治活动。在清末新学的刺激下,报刊杂志的出现,白话文的兴起,才使得一些民众开始了解一些时政。“五四”运动之所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因为中国民众第一次大规模地参预了爱国主义政治运动。所以,“边政”的重振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一些关心时政的爱国知识分子首倡并发扬光大的。1919年成立的“史地研究会”和创办的《史地学报》就是典型,他们对政府在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时表现出的夜郎自大和软弱无能感到气愤,对政府官员在处理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方面的无知程度感到震惊,所以,倡导“边政”。

      二是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深信教育救国和科学强国,使知识分子参预政治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也使他们希望更多的民众理性地有效地参预政治运动。所以,普及“边政知识”,是让人们了解我们的祖先留下多少土地,哪些从来就是我们的,哪些是什么朝代归属我们的,目的是使“卖国变得不容易”。所以,一些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把“边政”逐步发展为“边政学”,并在当时的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开设边政学系,培养专门人才。

      三是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理论核心依然是中央政府如何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这个理论的核心基础是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论”,实施方法依然以维持旧的边疆政治制度和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利益,以逐步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和同化。

      综上所述,从早期“边政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看,在当今中国重振“边政学”缺乏合适的现实政治基础和思想理论条件。那些借用传统边政学的名称来填充当代中国边疆政治学内容的努力,会因为“旧瓶”的拖累而脱离现实,也会因为“边政”的概念脱离当今人们的思维方法而给人们带来不理解,更会因为传统边政学的理论核心和实施目的给这种努力带来不可克服的理论缺陷。

      “边政学”不能与中国边疆政治学画等号,或看做是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简称,并不因此就说它们之间没有关系,也不因此就说边政学对中国边疆政治学无可借鉴或利用,事实上,它们不仅关系紧密而且边政学对中国边疆学的影响重大。

      首先,中国边疆政治学认为传统边政学是它的学科渊源。从边政学作为一个学科提出后,从事边政学研究和教育的学者们,整理和出版了大量中国边疆历史资料和历代边疆经略史志方面的资料,并创立了《边政通论》类型的相关理论体系,它们构成了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历史长廊。迄今为止,这也是中国边疆政治学学科发展史最为丰富和最有成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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