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是基于社会共同利益（具有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建立在对抗之上的阶级社会的共同利益）——一定客观条件下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共同条件，其核心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方式——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规范。政治现实是客观的“事实”；政治的事实又具有“意义”。关于政治事实的事实判断与关于政治事实的价值判断，在“真”与“善”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这两种统一的共同根据就是一定时代中二重性的社会共同利益。 关键词 政治学 事实 价值 政治 一、当代政治学所面临的困境 政治学要成为科学，其理论就必须真正与现实相结合。从表面上看，只要脚踏实地地研究政治现实，政治学就能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实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政治学即使研究现实政治，其理论也只能游离于现实的政治之外。 政治现实是客观的“事实”，又具有仅仅对人才具有的“意义”。这就形成了政治学中对于政治事实的事实判断，与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而做出的价值判断。事实是唯一的，对于事实的判断可以是客观的，具有普遍性、可公共检验性。而对事实所具有意义的价值判断则牵涉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缺乏公认的普遍准则。另一方面，抛开政治事实的意义，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总之，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律背反，使当代政治学陷入了“是否可能”的困难境地。 在政治学的历史上，曾经并不存在这样的二律背反。古代的、近代的政治学家，依据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得出有关政治的本质的理解。对他们来说，一定形式的政治国家，就是最有益于人类生存的组织形式，就是善的体现。他们从政治“是怎样”的事实判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在他们那里，事实与价值，真与善是统一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人的本质以及政治的本质的误解，他们的理论总是主观、生硬地规定现实，他们的方法导致了政治价值与政治事实、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的对立。他们的理论或思想，有时也曾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却不是作为科学，而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 18世纪以来，经验自然科学兴起，其经验的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给予社会科学以深刻影响。19世纪后半期，美国学术界开始提倡“政治学的科学性”，一些学者提出了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用已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①以使政治学成为可以解释和预测政治现象的科学。他们认为，价值判断是审美偏好和情感偏好的表达，缺乏客观性，从而力图回避价值判断，只研究政治“是怎样”，而不探讨其“应该怎样”，以为这样就可以更接近于把握政治的实际状况。 但是，政治科学却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简单明了地回避价值问题。自然界与人类利益并无必然的联系，它无所谓“善”或“恶”。自然科学在其研究中越是彻底排除人类主观愿望的影响，就越能深入自然的奥秘，就越能做出有益于人类的贡献。政治领域则不然。政治始终伴随着社会生活中的利益矛盾。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抗，就没有政治。政治学不能简单地回避价值问题。社会之所以需要政治科学，之所以需要了解政治的规律，是由于人们的政治实践需要科学的指导。人们的政治决策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在政治实践中，人们之所以会形成一定的决策，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某种特定方向的政治发展，而这一发展的客观过程最终将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政治学如果不能作为科学说明现实的政治应该怎样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于人们的切身利益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们就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并据此作出相应的政治决策。这样，政治学的理论也就必然与现实的政治相脱离。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在当代政治学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却又发现：按照经验的和实证的方法，政治学只能描述现实中人们已有的政治价值，却不能提出自己的价值准则；而按照传统的哲学方式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又不能与自己依据政治现实而形成的事实判断具有统一的逻辑根据。 事实判断基于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价值判断则要指出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在现实中，不同社会集团的不同利益以及他们对于政治的不同要求，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评价政治的价值标准。但是，符合社会的或时代的共同利益的价值标准却是唯一的。否则，每个人都有他的真理，也就等于没有真理。发现政治价值领域里的真理，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所有重要政治思想家所共有的理论目标。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公开承认自己是某个阶级的代言人，宣布他们的政治价值标准直接体现了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政治目标就是实现这个阶级根本利益；但是，他们也一定证明，正是这个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代表和体现了现时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价值判断也是客观的：即依据客观的人类共同利益对于社会组织形式的选择。 这里关键是：有没有一种客观的东西，可以作为判断某种事物体现或代表人类或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客观根据？传统的方法是基于对不变的人性的抽象思考，这已被证明是不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指导下的政治学家，企图以历史文化条件作为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共同的根据，将政治价值解释为一定时代的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遭到了人们义正词严的指责：“最激进的历史循环论者在1933年对他的国家（德国）最不明智和最不温和的部分做出的裁决，表示屈服或宁可说是欢迎，把它当作命运的安排。”②的确，法西斯的政治价值观是在一定历史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可是，谁又能说法西斯政治是“好”的政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