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执政与政党适应能力建设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政局发展的比较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文,副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黄卫平,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

原文出处: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内容提要: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难能可贵地维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总体稳定,两国的优势政党利用各种资源长期执政。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产阶层、青年人的政治态度逐渐出现诸多新动向,两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发展呈现出重大转型趋势,共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执政党有必要顺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系统加强政党适应能力建设,不仅要坚持发展经济以积累绩效合法性,更要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以赢得程序合法性;不仅要满足草根群众的民生福利需求,更要重视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诉求;不但要有效遏制权力腐败,而且要凝聚共识保持党内团结;既要充分保障老年群体的福利待遇,又要善于引领新时期青年人的民意趋向。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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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5)03-0126-11

       五十多年以来,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和“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长期执政,并领导国家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摆脱了贫穷落后局面。因两国均采取国家主导的经济现代化模式,都被西方主流政治学界视为“威权国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的社会境况和政治生态发生了诸多新变化,从政治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层面,对两国长期执政政党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笔者对2011年新加坡第12届国会选举和2013年马来西亚第13届国会选举的现场观摩和一些实地调研,本文试图从长期执政与政党适应能力建设的双向视角对两国政局作初步比较分析。

       一、传统威权体制与现实选举挑战

       (一)传统威权体制的政治影响

       建国之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适应国情和现代化的需要,都以国家力量强力推动经济发展,在权力集中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新加坡曾经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人均GDP在1965年建国时只有516美元,而到2011年大选时飙升到了50123美元,增长比率高达97.1倍;而马来西亚也曾经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之一,其人均GDP在1965年也只有333美元,而到2013年大选时快速上升至10432美元,也增长了31.3倍之多①。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两国行政主导和官僚集权特点明显,有学者甚至明确称其为“威权国家而非民主国家”(塞缪尔·亨廷顿,1998:3)。

       两国在特定历史阶段都颁布了约束公民权利的限制性法令。如新加坡曾专门颁布了《内部安全法》,其中允许国家内部安全局在必要时可以不经审讯而无限期地拘捕任何被怀疑对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可能造成威胁的人士。新加坡在1966年制定的《社会法》中就有关于公民社团必须获得社团注册局审批的专门条款,否则一律被视为非法组织而予以禁止。马来西亚在1969年“五·一三事件”②爆发之后,专门修订了《1948年煽动法令》,其中明确规定任何行动、演讲、言论或出版物只要具有“煽动倾向”(Seditious Tendency)就要予以禁止。

       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阻止反对派被选入议会,曾命令解散社会主义阵线最大的社区组织“新加坡农村居民协会”和“新加坡国家人民协会”(陈祖洲,2001:117)。1986年9月,在野的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起诉,其被冠之“滥用国会特权”的罪名判处1个月监禁,罚款5000新加坡元,同时失去议员资格,且5年内不得进入国会(卢正涛,2007:205)。

       在1969年发生“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之后,马来西亚官方通过明确条文禁止任何公开讨论马来保留地、马来人特权等敏感议题,严格监控各种聚会活动,限制公民言论空间,民众在公共场合不敢公开表达政见,害怕被追究责任,在野党也随之被边缘化。在2008年大选以前,执政联盟“国阵”长期控制着2/3以上的国会议席,在野党难以开展有效的监督活动。因此,马来西亚民众长期以来普遍表现出政治冷漠,不愿公开发表政治性言论,尤其是不敢发泄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

       (二)竞选制度的政治沿袭

       由于受英国殖民以及国内政治传统势力格局的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事实上属于多党制国家,推行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属于内阁制国家政治体制,各政党必须通过竞选进入国会参与政治活动,由在竞选中获得多数国会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阁政府,其领袖出任总理或首相。如新加坡现在就有合法的工人党、国民团结党、人民党、民主党、民主联盟、革新党等20多个在野党。马来西亚的注册政党高达40多个,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政党联盟”:即目前在位执政的“国民阵线”(国阵),由13个大小不一的政党组成,主要政党成员是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等;另一个为在野三党组成的“人民联盟”(民联),主要包括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伊斯兰党③。

       (三)优势政党利用体制资源长期执政

       两国的执政党通过充分运用执政优势和体制资源,拥有制定选举规则的主导权,事实上掌控着主要传统媒体,连续获得了历次竞选胜利,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如新加坡实行“集选区制”,即一个政党要在“集选区”推出由不同族裔候选人搭档组成的竞选团队,共同联袂角逐该选区的若干国会议席,选民只能投票给一组候选人,而不能选举单一的候选人,这样既有利于种族和谐,同时也为拥有更多著名政治精英的执政党掌控选局提供了方便。执政党优秀人才往往带领党内一些新人参与选举,即使其竞选团队中的个别人没有民意基础,也能因为其中有重量级候选人颇孚众望而“搭便车”成为议员。相反,在野党却由于缺乏优秀的政治人才,难以推荐出一批具备不同族裔背景的合格候选人,以共同组成竞选团队在集选区与执政党展开角逐。因此,虽然新加坡实行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但长期以来由于在野党推荐不出合格候选人,选民实际上没有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民行动党常常在诸多选区不战而胜,也导致在野党因无较多机会进入国会而难以招揽到优秀的政治人才。在上一次大选前,新加坡内阁咨政李光耀还曾用挑衅性言语质问工人党秘书长、原后港区议员刘程强“为什么不走出后港单选区到集选区去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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