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世界与欧美早期现代化起源类型的特点

作 者: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第三世界现代化与欧美早期现代化在起源类型上有很大差异,前者为晚近自发型,后者为原生内发型,两者各有其不同特点。认清这一点,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抛弃盲目的“全盘西化论”,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01 期

字号:

      欧美与第三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显示,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有两大类不同类型的起源,即:原生内发型与晚近外发型。前者是指现代化产生于社会内部自身结构的创新,外来因素影响仅起促进作用,后者是指在欧美早期现代化的影响与压力下,现代化落后国家为求生存与赶起的社会变革。比较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表明:欧美现代化起源类型为原生内发型,第三世界现代化属晚近外发型。

      一

      第三世界现代化从其起源看,它不是本国母体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前,在亚非拉广大地区各民族仍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中,其经济形态无不是以农业为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表现以其固有的惯性制约历史发展,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表现出循环、停滞的特征。现代化前提有三点:土地的私有存在;土地的商品化;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市民文化的出现和成长。〔1〕这三点都是东方所缺乏的。马克思曾广泛比较了东方与西方的社会结构与历史特点。他关于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和城市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关于土地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东方土地财产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视其为一种畸形发展,缺乏真正城市特性又缺乏真正的生产基础。因此市民阶级及其文化在古代东方难以成长起来。而城市所产生的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看来是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与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伴随着城市兴起的是一种市民文化和摆脱封建统治制度,要求新制度的思想体系。在城市,劳动同生产的客观条件分离,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没有市民社会,现代化就无从开始。对此,艾森斯塔特有类以看法,他认为东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裂必须具备三种趋势:封建化地方分权趋势;城市商人和职业团体完全独立的趋势;朝向积极而普遍化的宗教和文化发展的趋势。但这些趋势在东方社会都不具备。

      然而,自16~17世纪后,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近代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的纵深扩张,东方历史发展的环境有了全新的变化: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兴起了改天换地的工业与科学;首次创造了世界历史,使世界的发展联成一个整体,使亚非拉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外部环境从稳定独立的农耕或农牧世界,变为联为一体互相影响的全球体系。世界体系因此逐渐形成。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如下:16~18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形成了以西欧为“核心”,以地中海为“半边缘”,以东欧和新大陆为“边缘”的欧洲世界经济。〔2〕非西方社会部分地区已受其影响:“16世纪末……香料群岛的农业经济、印度大多数地区的家庭手工业、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阿拉伯贸易经济、西非的土著社会、加勒比群岛以及西班牙美洲两个总督管辖区的生活方式都受到欧洲人的深刻影响……”〔3〕18世纪后,以英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进行工业革命,更加扩张,“核心——边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涵盖范围,将奥斯曼帝国、中国、东南亚和拉美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并进一步在非洲大陆与印度次大陆纵深扩张。

      欧美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它在全球血与火的扩张,导致了东西方社会发展巨大的势差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巨大势差,因此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起因。可以这样说,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起源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本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内部矛盾运动所致,而是在外力压迫下启动、进行的,具有诱发、外发型特征。纵观东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曾出现两次现代化运动高潮:一次是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末;另一次是在本世纪50年代至今天。这两次现代化运动高潮无不与外力的压迫、扩张有关。

      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波及当时大部分封建国家,在非洲,有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上层改革运动;在亚洲,奥斯曼帝国先后出现了“坦志马特”运动和青年土尔其运动;波斯有弥尔查·塔吉汗改革;阿富汗出现了青年阿富汗运动;缅甸有缅甸国王改革;泰国历经拉玛四世、拉玛五世改革;中国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朝鲜开化派运动也匆匆登场;日本则进行了成功的明治维新。这些现代化运动正是当时西方第二次殖民主义浪潮汹涌冲击的直接反映。这种冲击是西方军事打击、经济渗透和先进文化传播三者的综合。称其时东方现代化为对西方冲击反应的“防御性现代化运动”是很中肯的。西方的冲击促成了东方现代化的肇始,可以从这一历史时期东方现代化运动推动者和领导者的一系列言论与思潮明显可见:19世纪上半叶,突尼斯国王摩莱·哈桑深感民族独立的丧失,认识到:只有“走上变革之路……使人民和各个等级发生变革,使民族摆脱长期生活其中的无知麻木状况,才是唯一出路。”而183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御园敕令”则是一个内优外患的帝国在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险情下奋起改革的纲领。敕令宣称:“150年来,由于一系列事件和种种原因,致使神圣法典以及依据法典所定规则不能施行,而先前的内在力量和繁荣转而变成弱点与贫困”,因此,要通过发现有效的方法,在真主的帮助下,完成改革。〔4〕泰国拉玛五世国王朱拉隆功1887年疾呼必须以西方为模式进行改革:“如果行政制度不加以修正发展成为现代制度的话,这个国家将遭遇危难,甚至丧失独立和自由。”〔5〕中国洋务派也认识到国家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6〕因此,“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稍后的维新派疾呼:亡国在即,并以当时难得的世界比较眼光力陈现代化改革之必行:“印度,大地最古老之国也,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7〕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