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是人类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一种现象，它的核心含义是折中和让步。妥协——无论是自发消极性、宿命性妥协还是自为积极性、建设性妥协——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个体的生成和成长，是人类再熟悉不过的现象。人们从事妥协行为，就像吃饭、呼吸一样自然。小到日常交易，大到国家关系，离开妥协，人类将寸步难行。妥协作为解决日常人际争端的方式，一直得到肯定和发扬，如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但在政治领域，作为一种品性，妥协面临伦理上的多重质疑。 一、政治妥协：多变伦理 在政治领域，从来没有一种价值理念像妥协这样在伦理上备受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最大的善，是人类理性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存续的保证。也有人认为，它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恶，是一种欺骗和背叛。美国学者史密斯(T.V.Smith)把妥协归纳为“善行中最低级的，但却是恶行中最好的”。①无论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社会个体的主体性拓展，都无法绕过政治妥协的伦理困惑。 1.政治妥协的伦理变数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把政治妥协定义为“国家、民族、阶级、政党和政治集团之间在利益冲突时，冲突双方通过政治谈判、协商或默契，互相做出让步，以缓解矛盾的一种行为”。②政治妥协，作为解决人类冲突的一种非暴力方式，几乎人类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的保存都与之息息相关。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妥协。人类历史的每一次制度变革，每一次弃旧纳新，都是不断妥协的结果。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妥协在客观上是社会冲突的调节器、减压阀，它把社会冲突的损失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事实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妥协是人类社会的“善”。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妥协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反映了人类的理性自觉与审慎选择能力，反映了人类对生存价值的让步和尊崇，在伦理阶位中也应该处于较高的位置。 然而，政治妥协毕竟是以牺牲政治理想的完整性为代价，以部分利益的让渡为前提的。在不同的人看来，这种利益让渡几乎与牺牲原则、屈服投降等同。所以，政治妥协虽然在实践中乃至理念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它却一直背负着道德污名。李永刚认为，“汉语中，使用‘妥协’一词时，常把它视为一种低下的道德品质。它要么和放弃抵抗的投降主义联系在一起，要么和纵容强权的绥靖立场词义相近。即使在相当温和的叙述中，它也不过是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斗争’策略，极少获得正面肯定。”③龙太江也认为，“人们在认识妥协时往往有意无意偏重其贬义，甚至把它与‘屈服’、‘投降’等同，在伦理上对它做‘有害的’、‘可耻的’价值判断。”④鉴于人们总是将政治妥协与无可奈何、软弱投降、阴谋狡诈甚至背信弃义等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很少有政治家把善于妥协标榜为自己的美好品德。因为即使是以根本原则为底线，在当时情境下做出的对己方最有利的选择，也免不了要承担骂名、道德污名。因此，无论实际功效有多大，政治妥协作为一种个体的价值选择，却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恶”。 2.政治妥协：个体的两难选择 政治妥协的伦理变数，往往使处在历史关键时刻，代表本政治团体决定妥协与否的个体，陷入两难困境： (1)是为了保全个人暂时的道德名声，逞一时匹夫之勇，不顾整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长远需要，坚持不妥协？ (2)还是为了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忍辱负重，舍弃自我暂时的名声，进行妥协？ 前者全小节失大德，后者是舍小节全大德，所以，无论政治妥协与否，个体在伦理上都是有瑕疵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妥协故事，后人也非常推崇他们的忍让、牺牲精神，然而，中国政治文化中歌颂的英雄、斗士却大多与妥协无缘，志士精神是主流，妥协只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暂时行为。历史对妥协行为的评价也处于两难之中。因此，龙太江主张“政治妥协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不结合具体场景很难对其价值进行评判”，他呼吁人们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把妥协看作美德或看作可耻行径都是不合适的”。⑤笔者看来，政治妥协的伦理变数以及它导致的个体在伦理选择上的两难困境，是由于其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分离造成的，是专制社会对政治意识有目的地引导、对政治心理有意识地塑造的结果。 二、政治妥协：价值背离 政治妥协内蕴着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统一。政治妥协的工具价值，是就纯功利角度而言，完全根据博弈关系计算大小得失，是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指妥协本身的价值正当性，是就妥协的品性而言，是一种视对方为有尊严的独立体的宽容精神和博爱情怀，是平等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实现，是保障世界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源泉。在专制社会，二者处于长期分离的状态。 专制社会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它缺乏包容异己、尊重他人选择的宽容精神，社会等级观念森严，特权盛行，人对人的专制是它的最主要特征，不同等级间解决冲突与潜在争夺的惯常方式是压制和欺骗。对在政治领域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来说，与被统治阶层的妥协，只是一种暂时的谋略。基于相互尊重与包容的意义上的妥协和让步很难有存身之处，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是被压抑的。政治人物更看重的是以压制和欺骗为前提的妥协的工具价值。此时，妥协的底线在于生存权，是基于暂时自我保全基础上的退让。从弱势阶层的消极性妥协，到强势阶层的利益让渡型妥协，无不出于此。由于政治妥协的工具价值主要基于大小得失的功利计算，⑥与伦理选择无涉，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权谋，实用的考量，所以妥协容易蜕化为一种狡诈的政治策略，一种为达目的所“不择”的手段。这种政治策略越有效用，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越受到压抑。因为政治妥协本体价值发挥的前提为：双方是具有独立自决能力、平等协商的主体。而专制社会与独立自决主体的普遍存在是不兼容的，尽管它也存在异于正统的学说、思想，但只是个别现象。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妥协，虽然也基于对对方利益要求权利的认可，内蕴了对其他主体的承认，也包含着对他者独立性的尊重和对双方共存的接纳，但这种承认、尊重和接纳是不情愿的，被迫的。专制的特质在于消灭对方作为平等主体的独立性，以保全自己的绝对权威。所以，它一有机会，就压抑和打击对方的主体性，方式主要有两种：取缔其精神的独立性，甚至侮辱对方的人格；消灭主体独立性的载体——剥夺生命。在这种政治理念的支配下，政治妥协不稳定、不长久、不安全。政治妥协也因此招致背信弃义、背叛投降等伦理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