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9(2008)04-0033-03 一、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时期的政治发展理论 总体上讲，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时期的政治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打上了现代化理论的深刻烙印，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与现代化理论的兴起也是分不开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二战后，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迅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领导者，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对美国的发展充满了新奇和崇拜。同时，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又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美国从它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策略的研究，其目的是论证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诱使这些国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把它们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开现代化理论的先河，引起巨大反响。经济发展过程之外，在美国最早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学者是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60年他和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一书吸引了美国政治学者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趣。到60年代中期，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学术著作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一时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中心。 从价值取向来看，50年代至60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以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为摹本的，认为政治发展就是追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塞缪尔·亨廷顿对60年代中期西方政治学者关于政治发展的目标做了精彩的概括。他指出：“到60年代中期，已有大量著作详尽阐述了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以及自主对发展中社会的重要性，分析了这些社会可能走向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广泛接受这些目标也意味着接受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事物，简言之，酷似西欧北美已经建立的社会。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平等的、压制性的、粗暴和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P333)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包含两个政治变量：(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他认为“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2](P362)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大部分政治发展的研究文献，认为先进国家所经历的历史便是落后国家今后发展的道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只能有一种发展模式，就是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它们借重西欧和美国的历史经验，试图将西方民主、多元主义等政治目标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些理论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那么，如何实现上述的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呢？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50年代至60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认为，政治发展主要就是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路径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虽然，在60年代对政治发展的研究中，至少有三大流派（以戴维·伊斯顿和阿尔蒙德为代表的系统—结构功能研究学派，以丹尼尔·冶纳和卡尔·多伊奇为代表的社会过程研究学派，以西里尔·布莱克、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小巴林顿·摩尔、白鲁徇、S·N·艾森斯塔德为代表比较历史研究学派），政治发展的学术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但是，这些流派、著作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发展的每个阶段起源于先前的阶段，并孕育着下一个阶段，新的阶段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发达的政治状态。现实世界可浓缩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阶段。从这一架构出发，政治发展研究者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确定为传统性、政治不发达。差异程度越大，传统性越强，政治发展阶段越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发展的前列，已经进入了“现代”阶段，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传统”阶段。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事实上，早期的许多工作都把政治发展看作与政治现代化等同……几乎全部工作都集中在研究从传统的、乡村、农业社会到现代的、城市、工业社会的整个变革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上。”[3](P263) 50年代至6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精心构建的政治发展理论受到了实践的严重挑战，繁荣的政治发展研究和萧条的政治发展实践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政治发展模式给许多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大多数并不是进步与发展，而是政治动荡、经济停滞、贫富悬殊。而且，那些一度被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认为必须重新赋予现代性内容或干脆应该被替代的传统制度，大部分在现代社会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顺应现代化的潮流，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弹性和适应能力。理论和实践的错位和失真，促使学者们开始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反思。 二、20世纪70年代时期的政治发展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率先摆脱了多数人对西方民主重要性的过分强调，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上，这个阶段的政治发展研究的重点也转向了对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 亨廷顿公开地把维护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作为政治发展的价值。亨廷顿从二战后实际发生于发展中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出发，认为美国和西方的一套价值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权威的政治秩序和保持政治稳定。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基本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其一，从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功能来看，“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4](P1)其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想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反而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混乱和政治衰败。其三，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政治上的动荡越严重。所以，亨廷顿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4](P7)所以，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政治稳定。“总的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3](P155)“秩序”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没有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持续性”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出现中断、没有希望根本改变政治体系的政治力量和运动。但是，亨廷顿强调：政治稳定并不是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政治稳定不是政治停滞，不是静态的政治状态，而是在动态和发展中的稳定，不变的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基本的组织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