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马德森曾经注意到：“长久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讨论，更多时候是我们的自说自话。”①美国的分析家们常常按照自己对中国该像什么的预设观念去审视中国，而未给予中国人的思维和其现实足够的关注。纵观历史，美国人的观点、价值和利益形成了其对中国政治走向的评判与争论，尤其是对民主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乐观主义者们常常期望，民主信条在中国的推广，将最有助于实现伍德罗·威尔逊一个世纪以前的理想主义呼吁“民主能让世界更安全”。②他们相信，一个民主的中国，不仅将缓解中国和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与政治的紧张，而且也将促使中国的决策者们遵守国际规则与标准。与之相反，悲观主义者们对任何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走向民主的讨论冷眼以对。在他们眼里，中国非凡的经济成就使得党国体系更富于弹性，因而更能抗拒重大的政治变革。③按照悲观主义者们所说，随着经济和军事的迅速现代化，这个弹性的权威主义政权不可避免地将对美国形成巨大威胁。 然而，中国人自己对国家政治未来的探讨，在英语世界当代中国研究中尚鲜为人知。事实上，199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学术界已展开了热火朝天的讨论。自2005年始，中国学者和官方媒体发起了一场遍及全国、公开的对民主问题的讨论。美国政治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称之为“民主热”。④ 这一讨论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民主、治理和公民社会等问题的新思考。但遗憾的是，如一位新加坡学者所说，“绝大多数中国的顶尖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是以中文写作，而他们的绝大多数作品尚未被翻译成外文。”⑤因此他们的著作也大多未能进入西方学术界和决策圈的视野。 然而，外部世界要了解中国社会进行中的学术和政治探讨，这些论著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持续的外部压力或外部影响可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某种重要作用，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才是国家政治走向的主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分析是决定性的。首先，中国领导人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其次，有哪些因素或障碍阻止他们这样做？第三，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略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人比俞可平更为明晰。实际上，前面提到的“民主热”便发端于俞那篇至今已广为人知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源于2005年香港《大公报》对俞的一个访谈，在2006年秋又被《北京日报》转载，而后便出现在了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上。⑥2007年，《南方日报》将此文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文章之一。⑦2008年，他被中国媒体评选为改革开放三十年50位风云人物之一。⑧ 俞的观点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温斯顿·丘吉尔著名的机敏评论：“民主是所有被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中最不坏的一种。”俞用简明晓畅的语言，直接回答了植根于许多中国国民心中一个深深的疑虑：为什么民主有益于中国？对于正在经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转型的中国，俞的文章所引发的关于民主的价值的公共讨论十分必要。如果民主将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的解体，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就没有理由去追求它。此外，如果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认为民主将会损害而非促进他们的利益，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共识就不复存在。因而，对俞和其他有相似关切的学者们，最大的学术挑战便是如何提出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概念和民主进程。 俞可平承认民主可能引发很多潜在的问题，但坚持认为民主在中国是可行的，中国能够找到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走向民主的道路。⑨俞称这条道路为“增量民主”。他主张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时间上是渐进的，在规模上可控的。这些政治改革包括了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和法治改革。俞相信，当现有的各种政治力量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场重大的变革，这些改革最终将导致民主政治的突破性发展。在俞看来，这一方略，是在中国实现政治软着陆的最佳途径。⑩ 民主的普遍价值 一个屡次被提出的疑问是：俞可平的民主概念是否与世界上大多数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民主概念相似。概念明晰对于中国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政治与学术对话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我们需要理解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建言者，如俞可平，回答这一问题的政治背景。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俞可平认为中国不应该采用多党民主竞争体制，也不认为中国应该走向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体系。实际上，俞明确地指出中国应该从西方政治文化和制度中吸取某些积极因素，但“中国政治体制的西化”不应该是中国的政治目标。 俞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即使那些对中国的民主化最为乐观的人也不期望这个国家短期内便能建立起一个多党体系。如俞这样的中国的思想家们，有着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形式，必将有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毕竟，英国式民主、澳大利亚式民主、日本式民主、墨西哥式民主、美国式民主在某些关键方面都各自相异。然而，他们都有制度上的分权制衡、政治选择权、宪政、新闻媒体的独立、确定的公民自由权。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有自己的特色，但它若想要被认为本质上是民主的，就必须具备这些共性。 在他的著作中，俞可平明确而坚定地倡导着民主的普遍价值。当俞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他意指民主对全人类都是好东西，不是仅对美国人或中国人而言。在关于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讨论中，俞评论道，“全球化不仅使人类日益认识到共同的命运，而且对人类的共性，特别是对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尊严等基本价值，也有更加深切的体验和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