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80后”命名一代人，恰恰与这代人崇奉的“个性”精神相违。一个真正的“80后”，绝不会愿意淹没在空泛的概念之中。要克服这一悖论所导致的言说困难，不能把思想仅仅集中在“80后”本身。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代人的言说，都必须把他们置放在历史的纵深处。只有历史才能够容纳与超越世代的观念，并使其变得合理。历史展示了前仆后继、绵延不止的一代又一代，并使这一代与那一代具有较为鲜明的区分。同时，也正是历史使真正的“个人”能够超越自然生命所属的一代人，从而获得更为久长的历史生命。只有历史能够成就一代人，也只有历史能够成就一个人。 在国家发生大转型的时期，历史把幸与不幸都赐给了身处其中的几代人，每一代都在时代的巨变中领受独属自己的一份光荣与梦想，失落与憾恨。这一转型期，从“鸦片战争”算起，一直到本世纪中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持续二百余年，少则八九代人，多则十几代人。在大转型中又有小转型，比如“五四”，比如“建国”，都为漫长的过渡打下了鲜明的阶段性标记。“80后”就属于“改革开放”这一小转型期，这一大转型的最后阶段，他们在这一时期诞生，在这一时期成长，并将与这一时期一起见证大转型的最终完成。 因此，“80后”的特殊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将在国家转型的最为关键时期逐渐登上广大的舞台。到2050年，这代人将把在自己手中完成的作品交给子孙后辈，也就是大转型期的最后两代，然后退出舞台，由接下来的新人来塑造国家的新命。毫无疑问，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也是过渡的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中间物”，但他们却与父辈担负着相当不同的历史使命。他们的父辈在历史中的突围，是为了壮大“国富”，终而创造了“中国的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80后”，他们的使命却在于重塑“国体”，他们是寻找政治的一代人。 二 2008年将“80后”一代提前推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第一次作为具有现实力量的整体与中国政治的当下和未来声息相连。 在此之前，“80后”还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主体。很大程度上，“80后”只是一个被命名的符号，真正的命名者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父兄辈。少数业已发出自己声音的“80后”，实际上也并不能真正代表一直沉默不语的广大“80后”，而集体性的“在沉默中爆发”，才使“80后”得以直接展示自己的形象，摆脱一直以来被命名与被代表的命运。 关键在于，以往加诸“80后”的种种描述性特征多出于想当然，或者仅仅捕捉到了某些表象而未看透实质。一个常见的偏见来自他们的父辈，即建国后出生、在“文革”中度过青春期的那代人。不错，他们确实是经受过道德理想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教育的一代，但在理想破灭、浪漫不再的情况下，随着商业化、市场化大潮的到来，他们便难免陷入复杂多样的情感之中，自身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单就这一代中的“文化人”而言，他们就不禁陷入感伤，认为即使拥有无法实现的理想也总比没有理想好，正如德国大哲尼采所言，“追求虚无胜于一无所求”；但不可思议的是，仅仅因为自己曾经拥有的理想在新环境下破灭了，他们就认为新环境下生长的一代人已不再有任何理想。这种偏见又得到了沾染过80年代“文化热”余热的更年轻一辈的支持，他们介于“80后”与其父辈之间，大致出生在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早期。总之，因从事文教工作而掌握话语权、从而得以为“80后”命名的这些人，总是在过去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贵族主义的视域中打量“80后”，常常因其不符合自己的意想而对其感到失望。贴在“80后”一代身上的种种标签，比如“物质的一代”、“享乐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游戏的一代”、“大话的一代”、“卡通的一代”等等，无不出于道德或文化上的优越感。但其实，与其说他们对“80后”不满，不如说他们对当下不满，而“不满”却并未妨碍他们投入争逐名利的现实人生。他们真正不满的是文化以及文化人的地位在新时期的失落。 当然，这些标签或许并非无中生有，但真正与其名实相符的却正是那些自称代表或被认为代表“80后”的异类。“80后”的所谓“代言人”是些什么人呢？一些号称“少年作家”、“青春艺术家”的文艺青年，以及一些体育业或娱乐业的从事者。换言之，代表“80后”的人仅仅是“80后”中的异数，是“80后”中最不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这些“代表”甚至在中学就退学了，更不用说经过辛苦拼搏上大学或出国留学了。而我们必须知道，在2008年崛起的“80后”，恰恰以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大学生。（包括已毕业工作的）为主，其中包括一些知识程度相当高的研究生。 三 “80后”一代可分为两群：上大学的和没上大学的。没上大学的，自然得早早就业。如果生在城市，或许可以在当地第三产业中找个饭碗；如果生在农村，或许小小年纪就写父亲或哥哥一起到珠三角、长三角或北京一带打工。而上大学的，包括读研的，只是推迟了自己的就业，在取得学位后找一份看起来更美的工作。这两群打工者构成了“80后”的主体。 如果脱离了这一社会经济背景，我们断然难以真正认识“80后”；正如要认识“80后”的父辈，绝不能撇开改革过程中或下岗或失地的广大工农大众，他们才是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也只有在坚持这一认识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看清国家的转型给两代人赋予的特征、带来的后果，进而才能思考“80后”在家国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中所担负起的命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苦难促成了使命。到今天，或许单单提到就业，就已经没有人可以认为“80后”是蜜罐中泡大、只知道享福的“小皇帝”了。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必须面对不知严酷多少倍的生存竞争。他们的父辈只是想着不被淘汰，他们则必须记着不断争取，因为如果不打拼，现在的赢家可能沦为将来的输家。事实上，他们从小就在升学中经历了无数次的考试比赛，但要命的是，当他们攀爬到传说中的大学圣殿以为可以喘口气时，才发现真正的竞争刚刚开始；在写求职信、投简历遭受了太多挫折后，才理解生活的底色让人欲哭无泪。更别说在一个大都市中成家立业了，他们可以看见的大半生或许都得献给公司与银行。成为一个高级白领或者进入中间管理层，不再为还住房贷款发愁，可算得上天大的心愿了。那些同龄的“80后”农民工呢，能干的或许期望在城市成为一个小老板，还有人觉得挣一笔钱回去开个店更好，更多的则被潮流与环境裹挟着，身不由己，有心无力，不知自己的一生除了日常吃喝与劳作以及娶妻生子之外还能追求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