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化研究的认识论反思

作 者:
陈尧 

作者简介:
陈尧,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20世纪后期发生的全球性政治变革浪潮催生了民主化研究。研究者围绕民主转型的特点和阶段、民主转型的条件、转型之后民主制度的选择、民主如何得到巩固以及如何促进民主的国际化等问题展开研究。西方民主化研究在看待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转型时,往往将早期民主国家作为范型,以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和成功经验为标准来衡量转型国家,将政治转型等同于民主转型,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民主化的目标,主张民主化不需要前提条件而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认为民主化就是政治精英设计和推动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损害了研究本身的客观性、科学性,对此,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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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后期,国际社会发生了一场几乎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的政治转型浪潮,人们一度对民主化的前景欢欣鼓舞,甚至喊出了自由主义民主全面胜利的口号。相应地,在理论界也诞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民主化研究。从时序来看,西方民主化研究大体上形成了民主转型学(democratic transitology)和民主巩固学(democratic consolidology)两个领域。民主转型学聚焦于威权政权的解体过程,探讨威权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的动因、路径、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民主巩固学则关注民主化之后政权巩固的进程、影响新生民主政权巩固的条件和因素等。

       然而,今天看来,大多数转型国家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民主体制,未能走上有效的民主发展之路,而是在经济停滞与政治僵局之间徘徊,少数国家甚至陷入了政局动荡、民主解体的困境。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民主衰落出现了加快的趋势。现在研究者谈论更多的是民主腐蚀(democratic erosion)、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回潮(democracy in retreat)、民主衰落(democratic decline)等话题。除了新兴民主国家,早期西方民主国家也陷入了困境,表现为政府效能低下、社会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严重、民众对政府普遍不满。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之一,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得势精英和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愿改变现状并对改革充满抵触时,制度便逐渐走向衰败,民主制度也不例外①。

       当全球范围内的国家遭遇民主衰落之际,西方民主化研究也面临尴尬的境地。尽管不少学者承认民主化面临着问题和困难,但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放弃自由主义民主的幻想。许多转型国家民主建设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缘于指导这些国家民主改革实践的理论本身存在问题,西方民主化主流理论在认识论、立场乃至方法论方面均存在根本缺陷。

       (一)民主转型还是政治转型?

       在20世纪后期全球政治变革的浪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景象,即大多数非民主国家开始向民主国家转型。这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促成了一种乐观的研究范式即民主转型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假设认为:(1)20世纪后期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变革均朝向民主的方向发生转变。(2)民主化按照一个有序的过程展开:首先是政治系统打破封闭状态,开启以政治自由化为取向的变革;紧接着是政治上的突破,前政权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实行自由选举;最后是政权巩固,这是一个缓慢而有目的的发展过程。(3)相信选举在民主转型和巩固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选举不仅赋予政府以合法性,而且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强化了政府对民众的责任。(4)转型国家的经济水平、政治历史、制度遗产、部族构成、社会结构等,在推动转型或转型过程中并非决定性的因素。第三波民主化可以在那些最不可能、最特殊的地方发生,是政治精英决定了民主化的启动及其结果。(5)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以整合的、有效的国家为基础。民主化的过程包括政治制度的重新设计,如建立选举制度、改革议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等,但以一个有效的国家为前提②。

       民主转型范式的假设几乎将所有发生政治变革的国家纳入向民主转型的范围,其依据就是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将选举竞争和多党制看作民主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③。这一理解具有误导性,因为熊彼特式的经验性民主概念不足以揭示民主的程序性标准,选举不足以证明一个国家已经进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如果缺乏自由、公正,实施选举制度的国家也可能是非民主国家,例如选举威权主义或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国家。选举政治虽然改变了政治行为者控制国家工具和资源的方式,但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逻辑。

       即便在国家层次上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型,也不能简单地讲已经建立了民主体制。现代民主制应该被表述为许多“局部体制”的混合物,而不是“一种单一的体制”。伴随着民主化的推进,每一个局部体制都服从一种特殊的序列,按照独特的原则,在不同的场合被制度化④。现实的情况是,在大多数转型国家中,即便在中央层面建立了所谓的民主体制,在更广泛的次国家层面上,在地方和基层,转型前的体制基本上未发生变化,仍普遍保留了庇护主义、威权习惯甚至家长制的传统。

       所以,20世纪后期后发展国家所谓的向自由主义民主的转型很难说具有多大意义,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仅仅是它们政治生活中经常经历的一种政治变革。那种认为任何摆脱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都必然走向民主的观点是误导性的、不确切的。迄今为止,在20世纪后期所有发生政治变革的国家中,只有三十多个国家显示出民主的特征。在其他大多数转型国家中,虽然出现了一些民主政治的迹象,如定期选举、政党竞争、公民社会兴起等,但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民主赤字,如公民权利遭到践踏、代表性不够、司法不公等,这些国家往往被称为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⑤。许多国家虽然具有了一些民主的特征,但没有进一步推动民主深化,民主的前景暗淡。显然,摆脱威权政体是一件事情,构造民主政体则是另一件事情,全球政治变革还是一个结果不确定的进程。20世纪后期以来后发展国家经历的与其说是民主转型,不如说是政治转型。

       (二)民主是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

       几乎无一例外,转型国家均将民主化作为它们的政治口号。在这些国家看来,民主就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方式来产生政府的方法。而普遍选举权、政党竞争、分权、法治、责任以及人人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也成为西方民主化研究关于民主构成要素的基本内容。

       正是基于这种对民主的理解,许多后发展国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化运动和民主化运动。基于西方民主国家以及新兴民主国家的示范效应,人们纷纷组织政党、走上街头、发动革命,以空前的激情和行动表达对民主的渴望。民主一度被推崇为国家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然而,近年来,转型国家的民主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2011年,阿拉伯世界爆发了“茉莉花革命”,诞生了突尼斯、埃及、也门等一批西式民主国家。但仅仅两年后,埃及军人重新夺取权力,也门陷入内战,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同样举步维艰。即使在一些被视作民主转型成功范例的国家如西班牙、希腊、巴西、智利、波兰、南非,也存在严重的治理问题和民众不满。更糟糕的是,在大多数转型国家中,民主并未如人们所憧憬的那样带来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生活改善。大量研究表明,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同样,新生的民主政权在减少社会不公方面也并未取得成功。20世纪90年代末,在前苏东国家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社会公平较转型前严重恶化⑥。英格尔哈特从1981-2006年通过对43个国家相关情况的研究揭示,民主化不一定带来幸福。尽管在民主化初期,人们由于摆脱威权体制而感到“幸福”,但几年后人们的幸福感迅速下降⑦。倘若民主政府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促进经济增长、保障自由和平等、维护法治,民众最终会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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