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学派兴起以来，政治参与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很长时间里，绝大多数的政治参与研究者，都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投票选举行为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而关于其他国家地区和其他参与形式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①不过，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米格代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几部著作属于难得的例外，这些著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政治参与问题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和理论探讨，如今已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的经典之作。②近年来，随着我国“三农”问题重要性的不断凸显和基层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民政治参与问题开始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据笔者所见，目前已有两部专门探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著作问世。③另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1994年开始出现以“农民”和“政治参与”为标题的论文，1999年以后数量迅速增加，截至2007年5月已达188篇。 但总体看来，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现状仍难令人满意。一是对西方学界的政治参与研究及相关理论了解不够，研究视野比较狭窄；二是缺乏以翔实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为支撑的实证研究，泛泛之论较多而创新性成果较少；三是在研究时段上主要集中于当前的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而对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比较欠缺。笔者认为，从革命视角、现代化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等不同的理论路径深入挖掘，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革命视角出发，简要分析农民以革命方式参与政治的动力和形式，并对动员型政治参与的得失略作评析，以期为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关于农民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在政治参与程度极为有限的体制内，传统乡村精英的支持已足以保持政治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逐渐拓宽的制度中，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一旦农民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而且认识到能够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处境，革命的爆发就指日可待了。④米格代尔更明确地断言：“20世纪是农民革命的世纪。”⑤但是在各国革命进程中，农民所发挥的作用差别甚大，正如斯考切波所指出的，法国、俄国、中国都发生了一场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但相比之下，中国革命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是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⑥毛泽东在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时，把包括半自耕农和贫农在内的农民阶级归入“半无产阶级”之列，视为“我们最接近的朋友”⑦。在正统的党史书写中，也明确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视为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⑧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大致都能同意，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是社会和政治革命，而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来自农村和农民。 如果说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农民变成了革命者呢？换句话说，促使农民以革命方式参与政治的动力何在呢？这是从革命视角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的一个基本问题。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是，中西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许多共通之处。⑨大陆地区的党史和革命史学者往往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乡村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最典型的说法是，传统乡村社会中8%的地主、富农拥有全部土地的70%到80%，而占据乡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中农和其他阶层总共只拥有20%到30%的土地。⑩因此，农民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固有的冲突，农民阶级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中国共产党则借助种种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来发动农民，使之认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进而成为现存政治秩序的反抗者。这种解释颇类似于西方学界关于中国革命的所谓“群众路线”模式，该模式认为中国乡村社会拥有强大的革命潜力，中共通过群众路线来唤醒农民，释放这种潜力。有的学者更进一步，认为农民不仅是革命的潜在力量，而且在共产党干部到达之前就已经在制造革命了，共产党甚至不得不修正自己较为温和的革命计划，以满足运动中农民的要求。(11) 另一些学者虽然同意乡村社会中蕴藏着革命潜能的说法，但更加强调革命政党在动员和组织农民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认为，正是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效率使传统中国社会中分散的、远离政治的、由一个个细胞组成的单位（家庭、宗族、村庄等）被纳入规范的、等级制的严密结构中，从而使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得以形成。(12)一个革命政党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动员群众、激起更高的政治参与来保持足够的动力，但同时又须使之保持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让自己被民众政治参与的巨浪所淹没。高度严密、坚强有力、效率高超的组织系统，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党内著名理论家艾思奇曾经敏锐地指出，共产党只有两种政治任务，“一种是宣传和教育任务，另一种是组织任务”(13)。组织和动员，分别指向两种需要：发动革命力量和将这种力量纳入制度化轨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造就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不难发现，从乡村阶级斗争和中共群众路线出发来解释中国革命，是与形式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相一致的。根据这种假设，农民是和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他们只有在能获得现实利益的情况下才会采取革命行动，否则宁愿维持现状。米格代尔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农民参与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是农民在革命组织提供的利益刺激下为解决某些个人和农村社会问题而做出的尝试”(14)。如果将问题重新表述为农民以革命形式参与政治的动机，那么上述回答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利益驱动”。亨廷顿曾经指出，农民的具体目标在于现实的物质利益，这种目标会促使他们参与政治活动，而对这种目标的满足则会促使他们退出政治活动，因此，农民既是潜在的革命者，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保守因素。(15)这一看法敏锐地抓住了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多数农民最初对“诉苦”、“斗地主”之类的政治活动并无太大热情，这既是由于他们对政治的冷漠天性，也与传统乡村的道德观念和害怕“变天”的现实顾虑密切相关。共产党正是以现实物质利益为驱动，将诉苦、斗争、参加农会等政治行为与分配“果实”的经济利益挂钩，才成功地打破了农民的冷漠和顾虑，促使他们参加各种群众组织和政治活动。但也正因如此，如果没有不断的物质利益刺激，农民的斗争热情就难以持续下去，这是许多基层干部和工作队员面临的困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