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发达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 亚索普认为，马克思有两种国家观，“一种工具主义论述，另一种将国家政权视为‘处于社会之外和之上’的独立力量的论述”①。除工具性国家观外，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承担社会公共职能，具有自主性。自主性是国家的本性，但自主性国家的产生却是在近代随着国家与社会分离、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建构才开始的，前资产阶级工具性国家的英国就是自主性国家。② 中世纪中后期，英格兰政治中王权强大而贵族弱小。1215年，联合起来的贵族迫使国王约翰接受《大宪章》，使王权受限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开启了英国宪政史。不过后来由于争夺王位的红白玫瑰战争消灭了国内的主要分裂力量，英国统一起来了。1485年建立的都铎王朝对内逐步削弱封建贵族的对抗，对外逐步消除欧洲大陆帝国和罗马天主教国的控制，率先建立了现代中央集权制的自主性国家，促进了英国现代化。“国王铲除了地方权力的中介者，而将国家权力集中化以加强对地区的控制，这也同样是扩张商业化工作的重点。因为当时只有地区集中化的政治组织，才可以提供制度化的整套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环境，它包括和平、保护和产权。”③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在位时期以及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使英国率先成为第一波发达国家。“在市场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即在重商主义的情况下，它们也是兴盛于集权的中央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这种中央管理者的专断范围是如此广泛，从农民的家计到国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④也有学者认为，“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国家行为经常是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启动的，并非通过阶级斗争。不仅在俄国和普鲁士，而且在19世纪中期的西班牙、奥匈帝国(1848)、意大利和某种程度上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和日本(1868)，国家都扮演了中心角色。由国家下令进行的‘强制解放(农奴)’源于财政、军事和政治压力。……而非受制于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因为增强国力和财政军事的需求，国家把经济推向资本主义的方式”⑤。但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遮蔽了国家的重要作用，与这段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出入。 法德民族国家成长道路不同于英国。当英国被增长的资产阶级势力俘获从自主性国家变为工具性国家时，法德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自主性国家。为了克服分裂势力建立和稳固中央集权，法国王权越来越集中，最后成为欧洲专制国家的典范。国家越专制意味着向现代国家转型越难，各政治势力之间不容易达至政治妥协最终导致了激进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革命和复辟频现。“从法国大革命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期间经历了十个‘朝代’，资产阶级在大多数时期都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总是依附于波拿巴皇帝和国家力量，由此才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自主性国家。”⑥在法国历史上的很多重要时期，国家都被各种精英用来强加自己的目标意志，制度改革被用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能力。旧制度的行政官员，拿破仑·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的行政改革，文官精英集团的产生，以及通过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对战后精英的导引，都是针对这一目的的手段。⑦ 马克思经验性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作为自主性国家的法国的情形：“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⑧同时代的托克维尔从旧制度与大革命关系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的法国与大革命前君主专制的法国在政治上一脉相承：“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⑨其结构是“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⑩历史和逻辑地看，如果当时法国是马克思所说的自主性国家，旧制度的法国波旁王朝和它当时的对手英国都铎王朝也就是同一类自主性国家。 作为自主性国家的德国的成长更为不幸，因为德国的专制主义开始不是作为民族统一而是作为民族分裂的面目出现的。“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11)，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力量太软弱，“1848年革命失败后，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天生是不适宜民主来统治，只有用强制性的纪律才能把全民族团聚在一起”(12)。为了对付专制的地方分裂势力寻求统一，不得不使用更为专制的力量，结果是旧势力在德国把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资产阶级“卑贱地做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13)。1862年“宪法冲突”后特别是1871年帝国建立前后，君主的特权以及国家的权力在现实中变得至高无上，民主宪政的理想被遮蔽。当年俾斯麦就说：“当今的大事不是靠决议和多数票来解决——那是人们在1848和1849年的错误——当今的大事靠的是铁和血。”(14)“普鲁士王权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当作你们宪法大厦的纯粹装饰品，还不能作为一个死的部件装入议会统治的机器中去。”(15)德国由此走上了一条远离民主宪政的专制道路，经过一段时期的曲折，直到二战后成为现代民主国家。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讨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16)不过，马克思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认为，法德的国家自主性源于专制传统、资产阶级弱小和各阶级力量暂时平衡而形成的特殊权力格局，而后来的研究者把此特殊意义上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开拓为观察和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般意义上的“范式”性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