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20)11-0019-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日益广泛与深入，比较教育学科也日趋成为教育学中的“显学”。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国家和地区间的教育政策比较在近年来成为热点，在教育研究文献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以国内比较教育领域的权威期刊《比较教育研究》为例，据笔者统计，其在2017年至2019年所刊载的516篇学术论文中，有249篇论文以教育政策研究为主题。综览这些文献，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涵盖各级各类教育政策，覆盖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研究内容涉及教育财政政策、课程政策、教师政策等方面，主题极其广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还存在着若干问题。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多关注单一国别的教育政策。在上述249篇教育政策主题的文章中，有188篇是单一国别研究，而仅有14篇文章是明确地对两个以上国家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①，仅有少数文献是对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教育政策的比较分析。其次，从研究思路和目的上看，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一般遵循“外国政策—本国问题—借鉴与启示”的思路。在前述样本中，论文标题包含“启示”的有29篇、包含借鉴的有6篇——当然，即使没有在标题中明确标记“启示”与“借鉴”的论文，也多在正文中论述了国外教育政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这些研究偏重于教育政策的借鉴功能，而较少探索如何通过借鉴促进本国教育政策的自主发展和教育政策理论知识的生成，也较少探讨如何在借鉴之上促进国家之间教育政策平等交流的路径。再次，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当前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偏向于当下外国教育政策热点的研究，而对外国教育政策的运作过程及其历史变迁关注较少，如在上述样本中，明确从教育政策历史变迁维度进行的比较研究仅有9篇；研究者对外国教育政策文本和实践案例的描述较多，而对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及其社会政治背景的深入研究较少，难以通过深入研究一国或多国的教育政策长时段变迁及其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生成教育政策知识。 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在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对象方面，如何超越单一的国别研究，通过国家间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与交流生成新的教育政策理论知识；第二，在教育政策研究目的方面，如何超越简单化的教育政策借鉴，通过教育政策交流促进一国教育政策的内生发展与自主发展，在此过程中生成本土化的教育政策以及相应的教育政策知识体系，并通过比较研究实现与其他国家在教育政策实践和理论上的对话；第三，在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方法论层面，如何超越文献层面的教育政策比较，借助于多元方法深入考察多国教育政策过程的异同，比较分析多国教育政策，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水平的提升。 二、从国别研究走向比较研究 顾名思义，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比较，至少是对两个以上单位异同之处的分析。然而，如前所述，在当下的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中，大多数其实是国别研究，即“围绕某一国家特定情境下发生的教育现象进行整体性分析的一类研究”[1]。对单一国家的研究是比较教育研究文献的主体，“在2016年召开的第16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所提交的论文中，可能至少仍然有70%以上的论文是对单一国家的研究”[2]。在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较长历史阶段内，国别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可以通过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深入地考察某项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社会背景，较为全面地了解(knowing)并更深刻地理解(understanding)一国教育政策的产生与演变。但是，当我们将“比较”视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生产方式时，对单一国家的教育政策研究是不够的。“比较教育的著述在多大程度上是进行真正的比较……甚至在很多明确以‘比较’为刊名的期刊中，如《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和《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中发表的很大一部分论文是对一个国家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中的比较，从性质和程度上看都是值得怀疑的。”[3] 在既有研究中，单一国家研究多是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的研究，如在前述《比较教育研究》所刊教育政策主题的249篇论文中，关于美、英、日、俄、德、澳和加拿大等国教育政策的论文共159篇，仅有31篇论文研究此7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如伊朗、以色列、芬兰、不丹等)。不言而喻，在教育政策比较研究领域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格局，不同的国家被研究者区分为中心和边缘。主要发达国家以外的国家，其教育政策往往被忽视，教育政策运行过程及其经验无法受到重视，教育政策问题无法得到充分研究，这些国家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此意义上，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在教育政策实践和理论体系建设方面，形成了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化”。对单一发达国家教育政策的研究更为强调学习和借鉴而忽视对“比较”方法的运用，因而损失了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如日本教育学者马越彻在反思日本比较教育研究时所说：“认为只要翻译、介绍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模式就足够了的意识致使日本的外国教育研究根基肤浅。”[4]马克·贝磊(Mark Bary)等人也认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也包含太多的对外国教育状况的描述，缺乏基于系统比较的分析。”[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