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0)04-0092-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和实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小学教育。2014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画出了“三进”施工图。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目前，各级各类学校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广泛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笔者于2017-2018年作了学校实施情况的现状调研，发现了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教育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认知差异大，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模糊。如何树立恰当正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观，是学校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严重制约着学校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行动意愿，也成为持续深入地开展这一工作的瓶颈。这一问题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放在历史中寻求解释。以价值认知之眼，回溯传统文化教育在一百多年来不同时代命题下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 一、救亡图存下传统文化教育的时代争鸣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自身的发展并形成相当稳固的样态。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等，其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在教育目标上，一方面是“成人”，另一方面是“学而优则仕”，教育与科举的紧密联系使得传统文化教育更加内卷化。清朝晚期，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逐步出现了西学与中学的交锋与论争，传统文化教育开始成为争鸣的问题。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内容与方法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1904年1月13日，“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科举制度宣告废除，随后学部设立。书院、私塾、县学改为现代学堂，各地纷纷积极地筹建、改建新式学堂。中国传统读经教育遭到致命打击。“以儒学为典范的中国文化受到了非常大的撞击，可以说基本走向了逐渐没落的乃至不可逆转的穷途末路。”①甲午年败于日本，庚子年再败于八国联军，在西方坚船利炮和文化的冲击下，固守本土文化的优越感，强调“明六经之恒言”就足可应付危难之局的腐儒仍不乏其人，甚至还有人发明了“西学源出中国说”。俞樾在为王仁俊的《格致古微》作的序言中便写道：“西法新奇可喜者，无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苟取吾儒书而复之，则所谓光学、化学、重学、力学，固已无所不该矣。”②但对思想界和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是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 (一)保守派赋予传统文化教育以“图存”的意义 保守派以国粹派、国学派为代表，主张保存国学，以待复兴。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在于从根基上救亡图存。国粹派认为国学教育是延续文化符号，传播文明之火，继承民族遗产的重要工具，国学教育关涉国家兴亡、种族繁衍，只有播下国学的种子，才能传递华夏文明的圣火。加强国学教育，对保存国学、发扬国魂至关重要。章太炎说：“国家之所以能成立于世界，不仅武力，有立国之元气也。元气维何？曰文化。不特中国然，即他国亦无不然。”③许之衡认为：“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④《国粹学报》开设“正气集”专栏，主要从中国历史掌故中选取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人物事迹，以重铸国魂。在“正气集”前语中，邓实说：“国学，神州五千年所以立国之魂也。”⑤1909年南社刚刚成立时，高旭在《南社启》中也提出：“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⑥“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⑦“能独立而保存之，则异族之能亡者，不过亡吾国之名词，其立国之精神固未尝亡也。精神不亡，则国魂必有复苏之一日。”⑧ 国粹派在对传统文化根本肯定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上的初步甄别，表现为以下三个重要方面。一是打破儒家的独尊地位，将诸子百家纳入国粹之中。二是进行历史性的不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的觉察与批判。如指出批判文化中的依赖性、奴隶性。刘师培说：呜呼！我中国之所以孱弱不振者，徒以人民有依赖之性质耳。有依赖即有凭借，有凭借即尚因循而奴隶之，性质遂一成而不可复变矣。⑨刘师培进一步指出：“今欲革人民依赖之性，唯其倡西人社会学说，以进化之公理，祛其迷信之心”，否则“惟有屈服于下，以永为牛马、奴隶已耳，安有光复之望乎”。三是提出研究、强调、变革汉字。将汉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基础内容，认识到文字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当时汉字存在的问题，并力图改良，以便更好地保存、使用。章太炎说：“中国四百兆人，识字者五分而一，赖地大物博，户口殷赈，以分率计之，犹得八十兆，未甚少也。其知文义者，上逮举贡，下至学官弟子，无虑六十万人；诵习史传，通达古今者，百人而一；审谛时务，深识形便者，千人而一；以此提倡后进，郡不过数人，则甚少矣。”⑩章太炎认为：“凡学先以识字，次以记诵，终以考辨，其步骤然也。”(11)黄侃也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12)章太炎认为汉字难识难写，汉字简化后，识字变得容易，普及教育容易许多。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作为国学大师，已经意识到中国语言文字在普及教育的需求下存在的弊端。他们倡导的语言文字改良的措施，也为后人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与理路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