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国固有的批评传统视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体里用以衡量、批评作品的标准显然存在一个正偏结构。从古至今，批评的关注点都聚焦于分辨、考究何者为正，何者是偏；哪些是值得弘扬的主流趣味，哪些是可以给予存身之地的旁流趣味。文艺批评即立足于正与偏的分梳、辨别和判定。在这个批评传统里，正和偏之间通常不是对立的，而更多是差异、主次的关系。每一个时代，被批评确立为主流“正者”的文艺作品都处于正面价值的位置，并因此得到弘扬，而次要的“偏者”则处在主流之外的偏旁。对于具体作品，批评者或有争议和龃龉，但要之批评作为整体，其孜孜不倦的努力、耿耿在怀的辨正识偏却是贯穿性的，超越具体的时代场景而成为恒久的传统。经过一番分辨、考究确定下来的正者和偏者，各自占据的位次不可更改。或许有的批评家过分执着于个别趣味，将本来处于偏次位置的作品悄悄提升到正者的位置，但这种扶正的“偷袭”事后总被证明无效。正与偏不可相互代替，其位序不可淆乱，这个中国固有的批评传统值得我们一番解会。 最早体现这个批评传统的词是“雅”与“俗”。今天，我们往往执着于雅俗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分意味。以文体和题材定雅俗这个后起之义另当别论，雅俗的本然意味是：雅者，正也；俗者，偏也。因为是正，故位居上等，衍为阳春白雪；因为是偏，故位居下流，衍为下里巴人。批评标准所论的“雅俗”包含了严肃的伦理意味，不是纯粹的文学艺术形式之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包含了古代文献确凿记载的第一个关于诗和音乐批评的故事。吴国公子季札往聘鲁国，顺便观周乐以及诸侯国乐。鲁国当然尽力接待，“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季札观后评论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观过周乐，鲁国又为季札演郑乐。“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季札的批评标准很清楚，他并未完全否定郑乐的艺术成就，无论对周乐还是郑乐，第一个评价都叹道“美哉”。但他认为“二南”是王化的始基，虽未尽善尽美，却灌注着勤而不怨的精神。而细究下去，季札对郑乐“美哉”的评价，更多是对鲁国乐工精湛演出的褒扬，对其诗句则微词颇多。什么是“其细已甚”？为什么“细”就导致“民弗堪也”？季札的逻辑是什么？杨伯峻的注释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说：“此论诗辞，所言多男女间琐碎之事，有关政治极少……风化如此，政情可见，故民不能忍受。”①以今天的眼光看，“男女间琐碎之事”同样可以谱写成不朽的文学，这几乎是常识，但是季札对之并不认可，中国固有的批评传统对之也不认可。这不认可不是蛮说，而是自有它的一番道理。 “二南”雅正而郑风低俗，这个定评意味着“二南”的文辞典雅而入于主流，郑风的文辞低俗而流于闾里曲巷。因为前者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入由文王、武王开创的教化正统，而郑风则局限于表现私情，偏离了礼乐教化的正途，流入抒发男女私情的偏门，所以季札将文辞传达的意思与邦国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辞音乐的正与偏被认为关乎国运。陆德明解《毛诗·小雅》之义曰：“先其文王以治内，后其武王以治外，宴劳嘉宾，亲睦九族，事非隆重，故为小雅。皆圣人之迹，故谓之正。”②连“宴劳嘉宾，亲睦九族”都归入“事非隆重”之列，虽雅而小，更遑论男女私情、桑间濮上，其等而下之者，固然之理也。正是由于中国的礼乐文明，德义教化才有如此高隆的地位，亦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形成了文艺批评标准的雅俗之别。雅正趣味羽翼礼乐教化，而低俗趣味局限于男女私情，虽是人情的不得已，也只能处于偏旁的地位。 季札对诗的鉴别和批评精神，在孔子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孔子也如季札一般，在正与偏的讲究、斟酌中衡量、估定和解说文本的价值。举个例子，《关雎》何以居诗三百篇之首，这个问题今天可以重新讨论③。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返鲁后整理删定三百篇。如果太史公所言不虚，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孔子手订的，而整理删定的最重要关目就是确定“四始”：“《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④孔子为什么要将《关雎》放在第一首？我们知道，目录编排中的首位通常意味着开端、基本和重要的意思。诗小序“后妃之德”的说法虽然牵强，却因早出却无从违背，因此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学理的说明。如今楚竹书《诗论》出土，为这个问题的正解提供了强有力的线索和依据。楚竹书《诗论》是战国时代儒门师生讲论三百篇含意的文献⑤。它比毛诗更早出、更可靠。《诗论》将《关雎》的主题定为“改”，就是改过迁善的“改”。讲论者认为：“《关雎》以色喻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婚][姻之]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⑥讲论者注意到，这首五章、每章四句、共八十字的短诗表达了两种要素：一是“色”，另一是“礼”，诗的可贵在于由“色”而进于“礼”。由“色”而进于“礼”的机杼便在于“改”。故说诗者判《关雎》的主题为“改”。概而言之，《关雎》其实是一首高度浓缩的叙事诗，它用指代修辞的手法浓缩了君子改过迁善的故事。诗中的君子出于私情爱慕而不遵礼法去追求淑女，却自招烦恼，后来他幡然醒悟，遵从礼法指引，终于获得圆满结果。《关雎》结尾暗示得非常清楚：一场粗鲁不文的色欲追求，最后走上了文明的礼仪轨道。可以说，《关雎》表现了礼乐对人本能的规范、约束，它是礼乐驯服色欲之诗，也是粗鲁服从文明之诗。《诗论》的作者对诗意的训解纵有瑕疵，但对其基本精神的把握是准确的。礼乐驯服色欲就是“反纳于礼”，也就是所谓“改”。说诗者认为，《关雎》的这个主题非常宏大和重要，“《关雎》之改，则其思賹(益)矣”⑦。《诗论》以“改”来判定《关雎》的主题，笔者以为是合乎篇意、有充分文本根据的。如果不是楚竹书重见天日，《关雎》的真义或许将永远湮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