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2-0100-07 当今被认为已处于“后理论”转向时代，这个时代的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挑战，乃至引起激烈争论。我国文艺学界围绕文学本质论问题的论争即是这种表现之一。文学本质论问题历来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不同文学理论观念的分歧与交锋，往往首先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表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观念持续不断输入，以往文学理论的稳固根基开始动摇，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后现代转型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而其中关于文学本质论问题的讨论，具体而言，即围绕文学本质问题形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构成了近年来一个比较突出的文论“事件”，这也许可以看作当今“后理论”转向时代的历史舞台上，文学理论自身的后现代性裂变的一个序幕。在“后理论”转向的背景下和语境中，对论争所引起的有关问题加以反思并做进一步探讨，也许有助于当代文论建设的深化与推进。 一、“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问题论争 如上所说，文艺学界围绕文学本质问题形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是近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文论“事件”，放到更大的理论视野中来看，这一“事件”显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与“后理论”转向时代的理论观念变革密切相关。 按照《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作者拉曼·塞尔登等人的看法，自从进入新千年以来，西方理论界出现了一批以“后理论”或“理论之后”为标题的著作，标志着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后理论”转向时代的到来。①那么，这种所谓“后理论”转向意味着什么呢？塞尔登等人在该著的“引论”和“后记”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与评析。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的涵意：一是标志着历时性意义上的“理论之后”。具体而言，如果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巴尔特、德里达、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娃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以他们创建的那些“大写”的文化理论，开创了一个“理论时期”或者说“理论转向时期”，那么随着这批文化理论家相继辞世或退场，以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再无具有特别影响的大理论产生，似乎标志着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再没有什么单一的正统观念要遵循，再没有什么新运动要追赶，再没有什么新的理论文本要阅读了。二是表现为一种“反理论”或“抵制理论”的态度，即对此前的“大理论”的批判反思态度。在一些“后理论”家们看来，过去几十年“理论时期”所建构起来的那些以各种“主义”为标榜的“大写”的文化理论，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有诸多弊端和教训，如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建立的标准的解构；对业已形成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的颠覆，把文学研究推向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分离，导致理论/批评功能的丧失，等等。当然，这种批判反思并非要完全否定和终结过去的理论，而是建立当代人应有的理论自觉。三是显示出与此前“理论时期”不同的一种新的理论趋向。这种“后理论”趋向既表现为对“前理论”偏向的某种修正，也表现为对前人遗留问题以及新的现实问题重新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理论”又可以说是一种“新理论”，它预示着一种新的理论发展趋向，正如塞尔登等人著作中所说：“在一定意义上，‘后理论’所昭示的不过是‘即将到来的’理论而已。”②至于这种新的理论发展趋向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不同的理论家则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与主张，特里·伊格尔顿就认为，以往“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因而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一种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评’”；③而有些理论家则更为推崇“新审美主义”，④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颇为耐人寻味，值得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的“后理论”转向的确具有一种“反理论主义”的冲动，它所直接针对的正是此前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大理论”，是对“大理论”所表征的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普遍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或反拨，去中心化、非同一性、差异合法化是其基本要义。⑤应当说，这种“后理论”本身也是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过来的，然后又走向了对此前文化理论的批判反思。在一些西方理论家看来，“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的立场是取消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同时也摒弃后现代主义……因此，对上述许多人来说，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⑥。这种现象也被西方理论家称之为“后现代理论裂变”，也很值得研究。 中国前一时期关于文学本质论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围绕这个问题所形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论争，从时间维度上看，差不多是在西方“后理论”转向的时期发生的。从对当代文艺学进行理论反思所借鉴的西方理论资源来看，似乎比较混杂，既有后现代文化理论资源，也包括一些“后理论”的因素在内。陶东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自己所借鉴的理论资源比较庞杂，主要有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罗蒂的实用主义，等等，这些学术或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反本质主义倾向。⑦他在具体阐述其理论观念时也说道：“……以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为基本武器重建文艺学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条件地吸收包括‘后’学在内的西方反本质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以发挥其建设性的解构功能(重新建构前的解构功能)。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非语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⑧其他理论家的情况可能各有差别，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学界所借鉴的西方学术资源及其所受到的理论观念的影响，包括后现代文化理论和“后理论”转向的各种理论资源，因而是比较混杂的。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理论观念上的内在矛盾性。如上所述，西方的“后理论”转向本身就标志着一种“后现代理论裂变”。这就是说，它一方面是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过来，另一方面则又走向了对此前文化理论的批判反思。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对僵化的理论观念、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等进行批判性反思方面，“后理论”与此前的后现代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另一方面，“后理论”所批判反思的对象，并不只是指向后现代主义之前的理论观念与模式，而是更多指向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本身，特别是指向那些标榜各种“主义”的所谓“大写”的文化理论，对这种“理论主义”的过于宏大高远而不能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理论与批评实践分离而导致理论/批评功能丧失，文化研究过于远离和解构文学，导致文学在文化中被淹没和泛化等等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寻求一定程度上的反拨和补救。这种“后理论”的批判反思显然预示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我国前一时期的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的讨论，其批判反思和致力于解构的主要指向，一是过去政治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及其理论模式，二是新时期以来建构起来的、以审美为内核的自律论的文学观念及其理论模式，而对于1990年代以来逐渐兴盛起来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则反思不多，甚至有促其继续扩展强化的势头。这与同一时间维度上西方“后理论”转向的发展趋向，无疑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反差，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